加载中…今天河北青年报两个整版介绍《沈从文家事》，采访我和谢泳
(2012-07-16 08: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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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
因为那篇《边城》流传太广，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一提起沈从文这个名字，脑子里便立刻条件反射般想到《边城》。因为《边城》爱屋及乌而喜欢上沈从文的读者恐怕不在少数，刘红庆就是其中一个。从20多年前至今，他一直在阅读沈从文，在编了《沈从文妙语录》、《中国人的病》、《古人的胡子》三本关于沈从文的书之后，他又走近沈从文的家人，听沈从文之子沈龙朱讲述父亲和家族的往事，并将谈话内容整理成《沈从文家事》一书。这本书呈现了大量细节，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文字之外的沈从文。
作者简介
刘红庆，作家，1966年生于太行山。先后就读于晋中师专、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近年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与推广。著有《向天而歌》《佛心学侠》《侯宝林：江湖江山各半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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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文学家，还是思想家
刘红庆告诉记者，他选编的第一本关于沈从文的书是《沈从文妙语录》，这本书是去年出版的。他最初设想的书名是《从文思语》，因为这本书选取的是沈从文充满思想性与才情的佳句。如果仅仅把沈从文看成一个美文作家，这种认识未免过于狭隘了。沈从文对于社会问题和人生有着很深刻的思考。
比如，“生命不过是一粒微尘，比微尘还容易被风吹落到一个生地方的是命运。”“察明人类之狂妄和愚昧，与思索个人的老死病苦，一样是伟大的事业，积极的可以当成一种重大的工作，再消极的也不失为一种有趣的消遣。”
在刘红庆看来，沈从文不仅是一个思想超前的预言家，而且是一个无怨无悔的战士。“他一生都在战斗，而且是注定要失败的持久战。”思想不自由，作家不独立，艺术家没有个性，传统道德与古朴民风在所谓现代生活的冲击下黯然退位……这些都令沈从文忧虑，也是他“持久战”的对象。他说：“我似乎正在同上帝争斗。我明白许多事不可为，努力终究等于白费，口上沉默，我心并不沉默。”
这种思考在《中国人的病》中一脉相承。刘红庆在题记中写道：“‘独立人格’，‘自由思想’，道家的清静无为，墨家的勤勉风范，儒家的忧患意识，这一切都从沈从文的文字里汩汩而出。”在编选《中国人的病》的时候，刘红庆把沈从文关于社会人生的思考分为三个部分：畅谈生命哲学、思考国民素质、批判社会问题。每个部分中都有不少真知灼见。
研究器皿，是个慈父
新中国成立之后，沈从文不写小说了，转向文物和历史研究。刘红庆说：“沈先生研究文物器皿，不是靠有高学历把文物拿到从美国进口的冷冰冰的仪器下面测量，而是用他对于民族文化的全部感情积累与知识积累，寻找‘物’的背后那可以感知的‘人’的存在。他对创造这些‘物’的那些遥远的生命，永远表达着无穷的敬意。”沈从文先生写过不少关于历史文物的思想性随笔，用文学描述增加了文物的色彩与生命，可以当做优美的散文来阅读。鉴于此，刘红庆选编了《古人的胡子》，介绍沈从文的器物研究随笔。
在编辑这些书的过程中，刘红庆开始跟沈家后人打交道。沈从文有两个儿子：沈龙朱和沈虎雏。刘红庆的那套32卷本的《沈从文全集》就是从沈龙朱那里买的。“沈家人从出版社拿书比较便宜，他几折拿的，就几折给我。我说我打车去取吧，沈龙朱先生说，还是我骑车给你送过去吧。”
在与沈龙朱交往的过程中，他经常会不经意地讲起父母以及家族的一些往事。比如，沈从文是个慈爱的父亲，当两个孩子特别调皮的时候，他最严厉的警告语就是“耳朵”，但他从未去揪孩子的耳朵，而是由妻子张兆和执行家法。“听沈龙朱聊往事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他说的故事，有的是我知道的，有的是我隐约知道的，还有更多的细节是我从来不知道的。从细节中，呈现一个更微观的沈从文，恍惚是我命该如此的一个与沈从文的约定。”
（本报记者对话作者和评论家，详见26版）
沈家人都非常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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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是从大学时代开始阅读沈从文的？
■刘红庆：是的。在北师大上学的时候，我在图书馆阅览室不光阅读，而且还记了很多笔记。我觉得沈从文的文字不光优美，而且他构成句子的方式非常特别，比如他写船上的水手上岸找妇人寻求刺激，会用“口对口做点儿小小糊涂事”这样的描述。
从北师大毕业之后，我回到家乡教了将近十年中学语文。在这期间也一直在阅读沈从文的作品。沈从文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他曾经说过，希望每天看到的都是不同的太阳。他给了我一种激励，如果不是因为他的精神影响，我也许就会一直在家乡教书，不会去北京，也不会有后面跟沈家人交往的故事。
■记者：在选编沈从文的著作之前，您跟沈家人打过交道吗？
■刘红庆：1998年，沈从文先生去世十周年的时候，我在北京《科技日报》工作。当时我准备做一个整版报道，纪念沈先生。我采访了画家黄永玉、学者钱理群、凌宇、李辉等人。照片是我去沈家亲自取的，当时没有见到张兆和，是沈从文的孙女沈红接待的我。后来沈虎雏看到了这张报纸，还跟我聊了一会儿。我买《沈从文全集》的时候，付给了沈龙朱先生全套的钱。全套是32卷，还有一本副卷，出来的时间更晚一些，沈龙朱先生给我送完全集之后，又专门跑了一趟给我送副卷。沈家人都非常谦和，像沈龙朱，别人把他撞了，他先看撞他的人有没有事，然后自己去医院包扎。
展示了家庭里面的趣事
■记者：您什么时候开始找沈龙朱先生聊家里的事情？
■刘红庆：大概是2011年夏天。在此之前，也断断续续聊过一些。在我选编前三本书的时候，为了取得授权，经常往沈家跑，沈龙朱先生有时会聊起父亲。后来新星出版社的老愚说可以就此写一本书，于是我列了提纲，开始比较系统地聊。聊到某个事件或者人物的时候，我跟沈龙朱先生说，能不能根据你的记忆把它画出来？其实书里面有很多画是我“逼着”沈龙朱先生画的。这些画看似随意，其实沈龙朱画得非常认真。他毕竟不是职业画家，而且快80岁了，画这些插图真的是非常辛苦。
■记者：与其他学者的研究专著相比，这本《沈从文家事》有什么特色？
■刘红庆：我的这本书是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写成的，很多研究沈从文的专著都非常有深度，我这本书不敢跟他们比。不过，这本书的视角比较独特，是用儿子的视角看父亲，里面有沈龙朱和沈虎雏先生大量的回忆，展示了很多家庭里面的琐事和趣事。沿着沈龙朱先生的回忆，我理出了沈从文从结婚到去世几十年来居所的变迁图，由居所的变化反映外界大环境和他的心理变化。此外，父子之间的关系，不同政治理想的分歧也是本书要重点展示的内容。我还借鉴了贵州省铜仁市方志办刘新华的研究成果，整理出沈从文和张兆和的家谱，从而得出沈家是“湘军”中坚，张家是“淮军”领袖的结论。
■文/本报记者贾立芳
■记者：您觉得刘红庆研究沈从文的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
■谢泳：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沈从文的研究是相对比较成熟的。凌宇、李辉等人都写过很多这方面的文章。比较而言，刘红庆的工作做得比较细致，他通过沈龙朱的回忆来展现文字外的沈从文，不仅有新材料，更有观察作家的新角度。他这本关于沈从文的书，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传记，也不是学院里的高头讲章，但我以为是近年来沈从文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贡献。沈从文的家事，过去虽有涉及，但刘红庆的书最为全面也最细致。
■记者：《沈从文家事》这本书您看过了，有哪些内容是之前的研究者没有涉及的？
■谢泳：像沈从文这样的大作家，研究者比较多，要想找到全新的材料，比较困难。但是这本书里面还是有一些内容是非常新鲜的，尤其是第五辑《物事说确》里面提到了很多文物性的东西。比如，沈从文家里的两辆自行车，一辆日本的，一辆匈牙利的；还有沈从文现存于世的摄影作品以及沈从文的私家照片。
■记者：普通读者对沈从文的印象大多是他是一个文学家，写过《边城》，那么，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沈从文的成就还体现在哪些方面？
■谢泳：首先，沈从文是一个优秀的作家，这是毋庸置疑的。其次，沈从文的文学批评我们也注意到了，但是强调得不够。沈从文注重文学的独立性和个性，他以一个艺术家和美学家的角度去看待文学批评，在20世纪30年代，他的文学批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我在太原的时候曾经和常风（原名常凤瑑，著名文艺评论家）先生聊起过沈从文。常风先生对沈从文先生非常敬佩，说他不但是小说家，更是文艺理论家和评论家。常风先生建议我多看沈从文先生的中国现代作家论，还有《废邮存底》中的文章。在文学之外，沈从文对中国服饰的研究也是非常深入的，他写出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样非常有价值的作品。他还研究文物、历史，写过《唐宋铜镜》《战国漆器》等专著，也是一流水平。■文/本报记者贾立芳
孙伏园当年主持《晨报》副刊，沈从文给人家投稿，大量地往那儿塞自己的东西。结果，据说孙伏园在朋友面前把沈从文的稿子粘成一长条，展示给别人看，然后说：“你看，这文章是一团糟，一塌糊涂！”
说罢，孙伏园把沈从文的投稿扔到纸篓里去了。
沈龙朱说：“这是很刺激人自尊的一件事。但是我们小时候，父亲是当作笑话说给我们听的。他对自己早年的狼狈劲，当笑话来看待。”
我问：“孙伏园是当着沈从文的面吗？”
沈龙朱说：“没有，没有当着沈从文的面。但是这个事情后来传开了。沈从文自己也说，实际上这件事促使他发奋写作。沈从文努力吸收好多东西，用各种方法去试探，写了一篇又一篇。父亲对孙伏园，丝毫没有怨恨。我想，这个故事确实反映出父亲努力从艰难困苦、恶劣环境中完善自己，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后来，沈从文和孙伏园没有太多联系。沈龙朱说：“其实孙伏园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他开创性地把报纸副刊开辟成为一块园地，培养了大量人才。当年鲁迅、冰心等很多重要作家的早期作品，都在他的副刊上登出来。父亲可能也是看到这一点，觉得自己可以往那儿投稿，但是父亲不知道自己的水平低到什么程度。当时，父亲应该知道自己水平是不够的，但是他愿意尝试，努力改，不行再改，改了再送。为了生活，为了吃的、穿的。父亲从陈渠珍那儿拿了一个月的二十七块大洋来，没几天就花完了。他老是欠着房费，尽管是很小很小的一个房子，只是一个装煤的房间。他还欠着小饭铺的饭钱……”
——《沈从文家事》
一个自私的人照例是不会爱国的。国家弄得那么糟，同自私大有关系。
国民自私心的扩张，有种种原因，其中极需注意的一点，恐怕还是过去的道德哲学不健全。时代变化了，支持新社会得用一个新思想。若所用的依然是那个旧东西，便得修正它，改造它。
支配中国两千年来的儒家人生哲学，它的理论看起来是建立于“不自私”上面，话皆说得美丽而典雅。主要意思却注重在人民“尊帝王”“信天命”，故历来为君临天下帝王的法宝。前世帝王常利用它，新起帝王也利用它。然而这种哲学实在同“人性”容易发生冲突。表面上它仿佛很高尚，实际上它有问题，对人民不公平。它指明作人的许多“义务”，却不大提及他们的“权利”。一切义务仿佛都是必要的，权利则完全出于帝王以及天上神佛的恩惠。中国人读书，就在承认这个法则，接受这种观念。读书人虽很多，谁也不敢那么想“我如今作了多少事，应当得多少钱？”若当真有人那么想，这人纵不算叛逆，同疯子也只相差一点。再不然，他就是“市侩”了。在一种“帝王神仙”“臣仆信士”对立的社会组织下，国民虽容易统治，同时也失去了它的创造性与独立性。平时看不出它的坏处，一到内忧外患逼来，国家政治组织不健全，空洞教训束缚不住人心时，国民道德便自然会堕落起来，亡国以前各人分途努力促成亡国的趋势，亡国以后又老老实实同作新朝的顺民。
事实上国民毛病在用旧观念不能应付新世界，因此一团糟。目前最需要的，还是应当从政治、经济、教育、文学各方面共同努力，用一种新方法造成一种新国民所必需的新观念。使人人乐于为国家尽义务，且使每人皆可以有机会得到一个“人”的各种权利。一个国家多数国民能自由思索，自由研究，自由创造，自然比一个国家多数国民蠢如鹿豕，愚妄迷信，毫无知识，靠君王恩赏神佛保佑过日子有用多了。
——《中国人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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