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左权“盲宣队”美女主持隐身太行山十年

“盲宣队”在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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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一曲高歌换取一碗热饭

浙江电视台一个以人名命名的栏目《亚妮专访》，曾经红遍大江南北。然而，2002年的一次采访，却让亚妮一头钻进太行山左权县，拍起了“盲宣队”纪录电影。这一拍，就是10年。

2012年5月9日，北京西四环边上的一家影视工作室，亚妮正忙着收集自己导演的一部新电影的声音。这天上午她一刻没停，看样子中午也不打算停，她说“自己早已习惯中午不吃饭”。

一杯水，一把椅子，她需要的很简单。屋子里的光线不亮，她的身影在锃亮的窗台前，安静得像一台三脚架上的相机。

曾经笑靥如花的名主持，嘴角会不经意间露出一丝苦笑。那依旧招牌的棒球帽，无法遮饰她逝去的青春。只有谈起“盲宣队”，她才会猛然抬头，眼睛突然发亮，让对面的人感觉无从遁形。

冲动的“惩罚”

亚妮和山西的缘分很深。年少的时候，为演电影，她到山西体验生活。后来当主持人，光《亚妮专访》，山西的节目就做了七期。但她没想到，2002年的一次采访，让她此后的生活与太行山紧紧相连。

2002年，亚妮采访“羊倌歌王”石占明，做了一期《亚妮专访》。随后，又来到石占明老家左权县做追踪采访。在采访中，她偶然发现，在村里的祠堂前，一群盲人正围坐在铺盖卷上，用简单乐器吹打着向天而歌。虽然听不懂唱词，但那些山野民歌自由畅快的腔调和盲人歌手的无拘无束，让她产生了好奇。一打听，这支盲人歌队已有70年历史，经历也很传奇。抗战时，还曾做过抗日情报工作，所以在当地被称为“盲人宣传队”。

“盲宣队”来去自由，穿梭在大山之中，为了生计，他们一年到头如流浪者一样行踪缥缈，走到哪里唱到哪里，靠一曲高歌换取一碗热饭，一檐避雨之地。

亚妮向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中心主任田青请教，得知这支盲人歌队保全的是中国西部民歌———左权民歌最原生态的状态和曲牌曲目，是民族民俗艺术的重要遗产。亚妮兴奋了，几乎没有犹豫，便跟上这支队伍，拍摄了一集30分钟的纪录片《向天而歌》。拍片过程中，“盲宣队”老少、当地老乡，给她讲了很多故事，件件惊心动魄。而那些故事，电视是表达不了的，学导演出身的亚妮，心里一下燃起了一团火，要拍一部“盲宣队”的纪录电影。

《向天而歌》播出后，获得了广电总局的“星光奖”，亚妮本人也获得了浙江“五个一人才奖”，两项奖金加起来36万元。但名利远远比不上心中那团火给她的热量高，她毫不犹豫，决定用这笔奖金，拍这部“盲宣队”生生死死、恩恩怨怨的电影。

从大学一毕业就扎进电视台的亚妮自嘲说，自己是体制内长大的，当时根本不知道拍电影要花多少钱，也不知道怎么弄。她按照拍一集《亚妮专访》纪录片30分钟时长、2万元经费粗略算了一下，认为36万奖金加上自己从母亲那里借来的10万元肯定够了。

但朋友帮她找来的香港摄制组，一报价过来，亚妮当时就傻了———光幕后人员、机器移过来的费用，就将近200万！时间已经到了2003年的冬天，左权每年春节前后要闹红火，亚妮不想放弃这个机会。他和香港摄制组商议，暂不签合同，先到现场磨合，拍点素材。结果就那十五六天的时间，不但36万元的奖金和10万元的借款花完了，亚妮的积蓄也快花完了。之后，她仿佛进入了一个只能向前奔驰的轨道，卖掉了房子、向朋友借了无数的款，一笔一笔投入到这部电影中来。10年时间，800万投入，“我的生活轨迹改变了。”“没眼人”的当家人

这部“没眼人”的电影，是亚妮的处女作。但这部处女作，却始终处于未完成的状态。谈起为何未完成，亚妮很坦率，“没钱了”。如今她正在执导一部体育电影《阿米！走步！》，这是一部由青海省体育局和甘肃一家大型文化公司共同投拍的电影。在亚妮看来，自己是个打工的，她甚至当着制片人的面，毫不讳言，“我就是用这部影片的稿费来还‘盲人电影’的欠账。这部片能赚一点，我那边就能更进一步。”在亚妮眼中，关于“盲宣队”的记录电影才是她真正的代表作。

但在投资人眼中，她就是个“傻蛋”。

《阿米！走步！》的投资人、制片人金鑫记得非常清楚，他好心建议亚妮“将盲人的纪录片剪一剪，卖给电视台先赚点”，结果他说一回，亚妮吼他一回，吵了几次，最后不敢再提。金鑫也明白，就是因为看了这个“没眼人”的素材才选的亚妮当自己投资电影的导演，他看重的是这种激情和坚守。

在“盲宣队”队员看来，亚妮就是他们的当家人。十年时间，他们已经处得像亲人一样。亚妮到了左权县，招待所的范师傅、旅店门口小卖部的大妈都会说，“亚妮回来了”，好像媳妇回了娘家。

“没眼人”的做法，有时候也让亚妮难过。她发现，“盲宣队”的一位老人，爱抽烟，每次演出完都要抽，但很奇怪总不会有烟灰落在地上。仔细观察她才发现，这位老人总是把烟灰弹在自己手中，最后塞到自己嘴里全部吃掉。“盲宣队”的所有队员，随身的铺盖卷上都带着一个尿壶，从来不随地大小便，从来不随便乱扔东西，为的就是那一点点卑微的尊严感。

这些“没眼人”的世界，让亚妮心亮了许多。在山区里，这些人生活是贫苦的，但精神并不穷困。他们计较，可能为了几块钱也能大打出手，但他们笑起来总像婴儿一样。许多盲人追求的最大目标，就是攒钱娶一个女人。但由于现实情况，往往是竹篮打水，人财两空。一天，盲宣队的一个队员悄悄告诉亚妮，他相上一个对象，但人家要2万块钱彩礼，他掏不出来。

亚妮想了想，出了个主意，自己既然是电视台的导演，可以义务给县里排一台春节晚会。晚会当天，亚妮专程把自己的明星朋友从外地请来，自己亲自上台演小品，“盲宣队”队员在后面伴奏。晚会结束时，亚妮在台上现场募捐，最终募到了这两万块。

亚妮觉得自己的任务完成了，可不久又接到了盲人兄弟的电话，说钱没发下来，“是不是被上面贪污了，不给我们了”。亚妮风风火火回到了县里，带着“盲宣队”去县里要“说法”

到了县里才知道，县文化局正在筹钱为“盲宣队”修建一个固定场所“团部”，让“盲宣队”有个落脚地方，以后不再流浪。那两万块钱，正是用到了这里。

10年来，“盲宣队”的12个“没眼人”队员，有的人去世，亚妮给张罗葬礼；有的人媳妇跑了，她赶回村里去找村长商量；有的人想不通了，她陪着一起哭，一起笑；有的人结婚，亚妮是证婚人。有时，她这个证婚人还得摁下自己的手印———女方问“你养不活我怎么办”时，队员总会牛气地说，“我养不活你，亚妮姐负责”。十年之间

亚妮没想到拍电影这么难，现在的电影都是在落实好谁投资，再来找本子、找演员。而亚妮却是因为一个燃烧的念头，就把自己当柴火扔进了灶台。

资金困难，协调困难。拍了一半，摄制组的一半人突然提出要涨薪，不涨的话就带着拍好的一部分带子走人。没办法，她折腾出200万。在村子里拍摄外景需要一个草料房，说好了800块，摄影机开机，演员到位，房主来了说拍摄用了灯光，坏了风水，要涨到6000块。亚妮在“没眼人”那里亮起来的那一盏灯，被现实吹得摇摇欲灭。

她曾经想过放弃，但每次总是想想而已。

在剪辑室里，盲艺人陈限庆“肉三”昂着头打着鼓的特写镜头让她泪流满面。2009年9月，他死了。作为孤儿，他的葬礼却意外成为村里最“排场”的，众多村民默默来家帮忙，田青等名人也来送行，这一幕让亚妮终生难忘。

“没眼人”唱的左权方言小曲，大多是“新曲”。在一个偏僻的村子里，亚妮偶然听到了老艺人玉文唱起了“老曲”。这些“老曲”大多是“酸曲”，主要是描写男欢女爱，那样生动真挚，那样感人至深。整整一夜，全村人听得乐此不疲。天快亮时，玉文说：“好好拍吧，我死了，就再没人会了。”

为了将“盲宣队”的电影拍完上映，她曾在主管此项目的官员办公室等了一下午，等到的却是声声质疑，“那么多好的新农村题材不拍，你拍这是要作甚呢？”看到电影一直没上映，“盲宣队”的队员也对她有了误会：“亚妮，你是不是要拍俺们去赚钱呢？记得给俺们分钱啊。”她无从解释，只希望电影上映的那天，这些兄弟能到场去“看一看”，尽管她知道，“肉三已经不在了，玉文也走不动了”。

十年间，她使盲宣队从“讨饭”艺人变成了三进北京搞专场音乐会的艺术家，成了参加“湖南电视台春晚”的嘉宾。如今，“盲宣队”已不再流浪，他们有了自己的“团部”，像一个艺术团体一样排演节目。

而这十年间，亚妮一点一点拍摄的500多个小时的素材、制作的盲人电影，却因为“弹尽粮绝”在去年底不得不暂时停止制作。“后期制作一开机就要钱，机房一天就是1000元。”但她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对“盲宣队”的记录，她说，秋天的时候还要去左权，因为“盲宣队”又来了一个新人。

本报记者刘斌

让更多人看到民族的善良和光明

和“盲宣队”在一起，亚妮觉得很快乐

要拍属于自己的电影

山西晚报：这部电影和你执导的其他电影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当时不采取由政府主导投资或者纯商业运作？

亚妮：这是我的处女作，是我最深爱的作品。这部片子让我从一个电视主持人变成了一个电影人。好玩的是，处女作10年了还没弄完，其他两部电影却都拍完了。这感觉不一样，其他片子我是打工的。拍这个片子，当时没多想，更没想赚钱，就想着把这么好的文化遗产留下来。当时的政府，也没觉得“盲宣队”是个特光彩的事。“盲宣队”成了文化名片，是后来电视节目播出获奖之后的事，当时还是一个民间状态。

山西晚报：现在想想当时投拍的冲动是不是有点傻。当时投拍这个电影是不是和不做《亚妮专访》有关，要争口气或者开辟新通道？

亚妮：我在大学学的是电影，心里一直有个愿望，就是要拍属于自己的电影。当然，我没想过会导电影。但这个东西你上了车就提速了，我不会再回到主持人那个状态了。

那几年我们主持人很挣钱的，我记得去温州过了个年，10来天挣30多万。21世纪初，你想30多万是什么概念。拍这个片子的时候，原来的助手也常能接到当地企业打来的电话，想让我回去主持个晚会或者剪彩什么的，一场就是几万块，一个星期怎么也有两三场。但拍开“没眼人”，这些都根本装不进脑子，在村里一呆就是几个月，一睁眼就是那些说不完的故事。那个状态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他们的世界已经记录下来

山西晚报：这么多年来，这个故事你讲给了多少人听，电影圈的人对这个故事是欣喜若狂还嗤之以鼻的？

亚妮：几乎任何场合，饭局、开会、路上我都讲给别人听过。你听过了，你觉得故事怎么样？我的心里其实很平静，我要做的是，能把这个电影发出去就可以了。后期能完成，我的心愿就完成了，这800万（投入）能不能收回来，不是我的重点。

最艰难的时候，我想过妥协，说瞎弄一下发了算了。我的作曲苏聪（著名音乐家，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末代皇帝》的作曲）说，如果你要改，我就不允许你用我的曲子。要知道，苏聪当时的作曲费市场价250万欧元，而我完全没这个能力。苏聪看过我4个小时工作版之后，没要一分钱，没说二话，答应了作曲。

贾樟柯担任片子的艺术总监，同样是被片子的内容打动。我希望大家能看到这部关于“没眼人”的电影，看到那些我们民族深处的善良和光明。

山西晚报：现在“盲宣队”演出多了，世面也见多了，和你最早认识或者电影里想表现的“盲宣队”有不同吗？他们物质条件改善之后，人性变了吗？那片土地和故事对你还有吸引力吗？

亚妮：有了“团部”，“盲宣队”现在不走街串巷，也不再流浪了，生活条件好了。他们一方面有钱了，另一方面也老了。我这几年回去发现，他们整个精神状态也变了。开始唱一些新歌，甚至是紧跟形势的《新农村就是好》之类的宣教歌曲，原生状态没了，有生命力的歌也不再唱了。

当文明遭遇原生态的时候，文明就变得不再高尚。但这跟“盲宣队”队员的本质没有关系，只是他们面对社会，融入了社会。

原来他们整个的生活就是能够唱，能够唱才有人听，有人听意味着有饭吃、有觉睡。你看看“肉三”，笑起来就像婴儿，没有半点杂质。即使是他们有点小心思、闹点小别扭，那也是真的。

曾经那个“盲宣队”队员的世界，现在已经消失了。好在这个世界已经记录下来，这是我非常欣慰的。“眼盲了，心就亮了”

山西晚报：电影拍了十年还没有上映，如果将来公映，时间越往后推，就越可能有更多演员去世看不到自己的电影，你的压力来源于此吗？

亚妮：他们是一个整体，属于一个时代。从生活层面来讲，我情愿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了，“盲宣队”没有了，我也愿意他们过成现在这样。他们是我的兄弟，他们过得好是我最大的心愿。尽管从我的职业角度来说觉得很可惜，但生命的快乐高于我的艺术追求。

山西晚报：“盲宣队”从无到有70年，一直是民间生态，自生自灭。现在他们有了名分，有了关注度，也有了自己的电影，那么他们的明天你认为会怎样？这种记录是一种消逝前的纪念吗?

亚妮：从原生态来讲是个绝唱，但从某种形式上来讲会延续下去，他们会成为演员，有固定演出场合和收入，成为一个有特点的演出队伍。生活才是主要的，不是吗？

山西晚报：10年，值得吗？

亚妮：我曾经问过他们，“过得这么苦，为什么你们还能这么高兴？”有一个“没眼人”告诉我：“眼盲了，心就亮了。”没眼人的话让我终于想明白自己坚持的原因：虽然这个族群是底层的，但生活的基调是阳光的，他们的快乐是我们很多人已经丢掉的最原始的快乐。当我年老回想这辈子的时候，是抱着一堆钱，一摞证书，还是在椅子上守望这种快乐，我想后者是值得的。

本报记者刘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