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泪水浸湿的真实——记左权盲人宣传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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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提示：他们，被老乡们亲切地称作“老瞎”；他们，被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田青教授形象地比喻为“活着的阿炳”；他们，默默无闻地将一种精神传承了72年……他们，就是左权县盲人宣传队的“歌者”。

　　5月19日，在山西统一战线光彩事业左权行的慰问演出中，一群特殊的人用最真实的演出打动着在场所有人，《瞎瞎活了这辈辈》和《问天问地问爹娘》两首原创民歌“催泪弹”触动了大家的泪腺，这群人就是左权盲人宣传队的演员们。

　　左权盲人宣传队是在抗战年代诞生的队伍，至今，他们的音乐已在太行山上飘荡了整整72年。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苍茫的太行山里，成了大山深处一道流动而有声的风景，也成了山里人的信仰。山里人用最平实的话，亲切地称他们为——“老瞎”。

　　72载风雨成就了“老瞎”们的情真意切

　　“左权盲人宣传队成立于1938年，当时，盲艺人以独特的身份作掩护，出入敌占区，借唱书和卜卦之名，一方面宣传抗日，一方面探听情报。在抗战胜利后，盲宣队仍在不断发展，最多时成员曾达到35人，而现在有12名队员，年龄最大的60岁，最小的才26岁。”现任左权盲人宣传队主唱的刘红权，一面抚摸着自己心爱的导盲犬，一面向记者介绍着。

　　而他自己，26岁加入宣传队，至今也已有15个年头了，“如今在大城市里已经看不到这种表演了，我们所唱的每一首歌都是最真实的表达，每句歌词都是实实在在的！”

　　谈起刘红权加入盲宣队的经历，他说，他的母亲也是盲人，70年代的时候，他家是盲宣队进城时常落脚的地方，他对这种音乐的喜爱是从那时萌发的，也在心底种下了跟着队伍去流浪的梦。但是因为父亲的反对，刘红权只得读了10年盲校，后来在省城做起了盲人按摩。1995年父亲去世后，他才加入盲宣队，而且成为了主唱。

　　“下乡演出对于老乡们来说就像过年似的，每年的春秋两季都是我们下乡演出的旺季，现在全县200多个村我们几乎都走遍了。”刘红权的脸上始终保持着一种没有表情的表情，让人感觉诚恳又踏实，有了来自政府的支持，当地百姓的欢迎，左权盲宣队长年穿行在太行山里，用他们质朴的歌声为乡亲们演绎着几近“绝世”的艺术。

　　“活着的阿炳”三次赴京汇演均载誉而归

　　要说左权盲宣队最辉煌的时候，还要数2003年。那一年，他们被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田青教授邀请到北京演出，也可以说是遇到了真正的伯乐。

　　“可以说，田教授在他们张口的一瞬间，就被感动了！”。左权县文化局副局长王彬记忆犹新地介绍道，“田教授当时的原话我还记得，他说，‘作为一个以听音乐为职业的人，我已经很难被音乐打动了。但是，在左权，我居然在音乐中热泪滂沱。’随后，田教授还颇有感触地写下了《阿炳还活着——听山西左权盲人宣传队》的文章，先后在《人民日报》和《盲人月刊》等刊物发表。”

　　据王彬介绍，盲宣队2004年和2007年曾两次进京演出，2005年还在石家庄参加了第六届全国残疾人文艺比赛，获得了集体特别奖。

　　“2003年，我们还上了浙江电视台的《亚妮专访》，还上了我哥刘红庆的纪实文学作品《向天而歌》，2007年，我们又以真名真姓出演了讲述盲艺人生存状态的纪实影片《桃花红杏花白》……”刘红权如数家珍地讲述着他们的这些经历，看得出那份珍惜感很沉重。的确，这是常年穿行在太行山里的左权盲宣队真正被外界了解的一年。

　　大爱无声 帮助与被帮助相互依存

　　据了解，现在盲宣队成员们的月平均收入是四五百元，用以维持他们日常生活的一切开支。可即使这样，他们仍然将帮助别人视为己任。

　　王彬说，汶川地震的第二天，刘红权把自己头天演出挣的500块钱全捐了，那钱对他来说可不是笔小数。刘红权觉得这件事没什么可说，只是觉得很多人帮助过他，所以，在他比别人强的时候也应该帮助别人。“澳门的一位陈先生每年都给我们盲人宣传队捐钱捐物，对于社会上给予我们帮助的好心人，我们非常感激！”我知道，在刘红权表情并不丰富的脸庞下是一颗充满感恩的心。

　　他在采访中还清唱了《土地还家》中的两句：一块一块好土地，分到咱穷人手；一条一条好牲口，拴在咱圈里头……歌词虽然简单，却足以表达盲艺人心中对美好生活的感恩以及对社会好心人的感激。

　　最后，刘红权说，演出队的成员们家里都很穷，有的人还需要靠演出费养家糊口，他代表盲人宣传队向社会各界及关心他们的好心人表示感谢，今后，他们将排练更好的节目，献给关心他们的人和家乡所有的父老乡亲。

　　山西新闻网记者 王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