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央乐团史1956-1996》三哭

刘红庆

李凌女儿李妲娜在阅读《中央乐团史1956-1996》。

    2月1日晚，拜访中国音乐学院李西安教授，请教我计划写的一个音乐史选题，他觉得很难把握。为了说明写史之不易，他随手抓过一张最新的《音乐周报》，说香港出版了一本《中央乐团史》，引起大陆很多人的不满。他说自己过去集报，现在不集了。他把关于争论的几页报纸给了我。
    看了报纸上的文章后，我打电话给中央乐团老团长李凌的女儿李妲娜。我问她有这么一部书，看了吗？她说正在看。我说可以买到吗？她说现在买不到。不过她希望我去见她。
    2月2日下午三点，我赶到我曾经多次拜访李凌的那个小屋。人未坐定，李妲娜兴致勃勃地抱了一本书给我，这就是李西安所谓的“反面教材”——《中央乐团史1956-1996》。这本书大16开，728页，数十万字，数百幅图片，黑白简约而朴素的设计，高雅而厚重。我被它的力量震撼了。全书的《后记》是2009年11月2日写的，而我看到书的时间是2010年2月2日。期间只有三个月的时间。香港人的敬业精神与工作效率应该也是大陆人不可比的。我1998年写的约5000字的报道《李凌与中央乐团》被全书引用数次，尽管他标明出处的时候没有提及我的名字。我为自己能为这样的一本书记录下上一代人的谈话而欣慰。对《中央乐团史1956-1996》大加赞赏的李凌家人，在书中勾画了很多，甚至明显的错别字也勾画出了不少，还用纸条写了一些相关阅读感想或相关资料信息。作者周光蓁倘若把这个眉批版收藏起来，倒是有点意思了。
    李妲娜还没有看完，但是就她已经看过的三分之一篇幅来说，她有三个感受。第一，这个作者做学问的态度可以是大陆做学问人的榜样。我们大陆还有谁在这样做扎实的学问？因此，有的人批评作者“不客观不公正”，作者答复“请指出错误来”是有底气的。第二，作为一个香港人，对中国近现代的东西能有这样的态度了不起。他没有自己的评价，用你们自己的话、自己的反思来说，用中央文件对这个事情的纠正结论来说，比较客观。第三，作者占有资料太全面、太丰富了，这个书很有可能成了大陆人的资料来源。
    还有别的客人，李妲娜招呼去了，我便独自坐在她的杂乱的书房阅读《中央乐团史1956-1996》，整个下午我没有离开座位，没有和更多的人说话。我选择一些篇章阅读了一下，我越读越想哭。   
    一哭那个乐团。
    1997年到北京后，我在中国音乐界采访的第一个小屋就是李凌家的这个小屋。此后，我采访过、接触过太多中央乐团的人。李凌、瞿希贤、朱信人、李学全、马育弟、刘淑芳、罗天婵、周广仁、石叔诚、鲍蕙荞、罗忠鎔、谢明、顾夏阳等等等等，甚至包括与此有关的周巍峙。他们显赫或者低调地生活着、工作着，他们都是好人，但他们却都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他们爱自己的艺术，爱自己的国家，但是有一双无形的手却在折腾着，甚至折磨着他们。而他们被折磨着依旧无悔地工作着，直到不能工作。
    二哭大陆学界。
    一本香港学者的《中央乐团史1956-1996》，应该让今天中国大陆的音乐史研究者们感受无地自容。据说一个年轻学者，以“李凌”为研究对象，只拜访了李凌一次，最后以质量很差的论文获得了学位。而这样的现象在大陆不是个别，不是少数，而几乎是全部。因此，我们的博士论文拿出来，怎么和《中央乐团史1956-1996》相比？
    三哭这个天下。
    如果说是一个乐团的悲剧，一群学者的悲剧，也就罢了。《中央乐团史1956-1996》哪里仅仅是写一个乐团的是非？乐团只是学者看历史变迁的一个点，透过这个乐团，学者告诉我们的是乐团之外的事情。他的立论的高度被不少人看低了。
    历史从来就没有客观的历史。黄永玉说出了一点妙处：历史往往是这样，秦始皇写一部，孟姜女写另一部。但是，官样的所谓正史，基本写不出历史拐点的奥妙；学者的历史，又容易使人产生不满，即使没有臧否人物。
    李德伦的女儿看了不满意，认为把她父亲的缺点写出来了；李凌的女儿看了大加赞赏，只是觉得还可以写的更充分；合唱队认为对合唱队的历史交代不够……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是令中央乐团人颠簸了的那个环境还在，令中国交响乐团颠簸着的那个环境还在，不论怎样的团，不论怎样的人，依旧摆脱不了被颠簸的命运，这是最可怕的。
    我哭，我在想：我是不是正在被这样颠簸着？到头来一切还在原点？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
    作者在《后记·我看中央乐团的经验》里，透漏了他这本书的主题意旨：
    音乐文化建设要“宜慎宜坚”。
    遵循艺术规律、尊重人文价值、毋忘历史教训。
    中国所缺乏的，不是更多、更新的交响乐队，而是专业管理乐队的制度，根据艺术规律建设、发展乐队。
    不记取过去教训的人，注定要犯同样的错。

（《中央乐团史（1956-1996）》，作者：周光蓁，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2009年12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被《亚洲周刊》评为“2009年十大好书”之一。）

                                        1:14 20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