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垄本名叫黄学农，我没有问过他，怎么会取这么个名字。他既然也弄了个谐音的笔名（应该说这个名字取得很妙），想必不是很喜欢那个原名吧；不过他似乎也不是很介意，我曾经读到过他的一个短篇，写他和陈应松到藕河镇去收集民间歌谣时的见闻和遭遇，自己在小说中就恢复了真名，还时不时对这个名字来点自我调侃；不过他把陈应松改作了陈谷子。一个黄学农，一个陈谷子，两个色彩近似的文人在一个和他们格格不入的环境里，演绎了一些趣事。他和陈应松曾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同事于公安县群艺馆，我就是在那时候认识他们的。
那时候我在公安师范读书。应该是1984年吧，公安团县委搞原创诗歌朗诵比赛，让师范的团委书记去当评委。那个团委书记是个教数学的老师，说自己不知道诗的好歹，就让我这个一直在写诗办报的学生去顶替他当评委。开预备会的时候，我和旁边的一个人搭讪了几句，然后问他叫什么名字，他竟然说自己叫黄学农。我激动莫名，从书包里摸出一个笔记本，那上面有我读《长江文艺》上一篇小说时摘抄下来的精彩段落。这篇小说的作者就叫黄学农。我把本子翻开，递过去，指点着，手应该有点抖：“是这个黄学农吗？”现在回想起来，黄当时的惊异应该不下于我，不过他更多的可能是自得。他比我大不了几岁，说起来当时他也还只是个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居然有人把他的小说当做名著一样摘抄下来学而时习之。总决赛的时候，黄学农被邀请上台去朗诵了自己的诗歌，那首诗的题目叫《四月》，诗很好，但是黄学农的朗诵给我留下的印象更深，他的嗓音非常优美。很多年以后我听到台湾那个声音很好听的蒋勋的讲座，第一反应是蒋勋的声音有点像黄学农的。
我和黄学农其实没有多少交往。我师范毕业以后回到石首，曾经和他通过信，记得他在回信中特意要求我不要喊他老师，说师啊师的，听起来别扭。他还曾经来过石首，不过那一次我出差了，回来听老婆说，他居然是从公安县城走来的，走了一百公里。当时他走那一百公里，比现在我们走深圳百公里要幸福一百倍，那时候道路上还没有这么多奔跑的凶器，天空还不是这个颜色，空气也不是这种气味。还有一件事就是我在石首日报的时候，他出了一个长篇，我本想帮他在石首销一点，于是把书放在报社的印刷厂里，一开始却总是羞于开口求人，拖延良久；等我终于鼓起勇气找了几家单位，来取书时，那些书竟莫名其妙蒸发了。我疑心是门房老头偷出去卖了，情急之下还徒劳无功地审问过。我一直无法给黄交差，歉疚至今，多次计划要给他一些赔偿，也没有实现。后来报社撤销，我阴差阳错，做了石首的文联主席。我知道他是公安的文联主席，特意跑过去向他取经。他却没怎么介绍，只是时不时看着我傻笑。那一次我很遗憾地发现他不善饮，还天生晕车，就有点可怜他，觉得他的生活少了很多乐趣。
我其实是大错特错了。后来我南下深圳，闲暇时和他网上聊天，才知道他把自己的人生过成了一首烟水荷风般的诗。很多年前，他本来可以去读什么作家班，给自己一个大一点的舞台，但他似乎不是很想要这个，而且觉得在中国读书太憋屈，不肯委屈自己，也就心安理得地一直呆在县城。黄学农几乎每天游长江，隆冬也不例外。他还和朋友们在江上漂流，一次漂到一个沙洲上，爬上去，上面的浅水沟里鱼群游曳，他们抓了半天没有抓住，不死心，回来买了渔网，下午又去当了一回渔夫。他到处爬山，近来居然不晕车了。他很清醒地培养自己的儿子，让其自由健康地成长，免受应试教育的迫害，后来儿子德智体兼修，去了伯克利读博，小小年纪既有大气象，不去大公司挣钱，而是选择科研一途，默默地承担了一种人类的大寂寞和大责任。
我很喜欢雪垄近年来的创作。他有一组写南阳村的诗，我是在一本连刊号都没有的《荆州文学》上读到的，有一种大爱在里面，平易而深邃。我很少看到这样的诗，特别喜欢。我到深圳后，很怀念这组诗，特意找他索取过。我后来又读到他的中篇《草木一秋》，让一种人生的大美在惨苦的现实面前尽情地展示最后湮灭，非常震撼人心。读他的这些作品，突然觉得文坛上那些炒作得很热闹的、获了这个奖那个奖的，以及这个派那个派的代表人物们，都不过是一些浮泛的追名逐利之辈。他们普遍比不上雪垄的安静、沉浑与大气。雪垄却从不张扬，称得上是我们这个浮躁时代的一个大隐，一个真隐。因此相对于他的文学创作，我更推崇他的人生态度。他只是把他的东西拿给好朋友们交流，只是在探索人生的魅力到底在哪里，听凭心灵的指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根本就没有管市场的需求，官方的旨意，这些仿佛压根就跟他没有关系。他没有权力去寻租受贿，没有金钱去包养二奶，但是他的生命非常充实，有深刻而恒久的喜乐，当然也有巨大的悲悯和叹息。我一直打算着人生的末后一着，要找几个伴去远方漫游十年。一边走，一边玩，一边探访和踏勘；一边读书，一边思考，一边交流和记录。我不止一次地想，如果能够和雪垄等人结伴，那该多好。噫，微斯人，吾谁与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