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存的《析津志》     
                              李 琨  
　　一部残书，有时候就像一座城市的遗迹，当人们在寻找它，面对它的时候，会发现它的残缺，是历史留给我们另一种美感。《析津府辑佚》是一部元末人记述元大都的书所留下的部分文字，从这些残留在后人著作中的部分文字中，我们仿佛才能够看出一些当年元大都时期，乃至和、金中时期北京地区的一些有关官署、水道、坊巷、庙宇、古迹、风俗等的难得资料。《析津志》原书是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专写北京地方史地的著作。
　　析津，古代的时候属于古蓟州的地域，唐代的时候这里叫幽州。五代时成为辽的属地。辽太宗将幽州升级为南京，又叫燕京。辽圣宗开泰元年(1012)，取古代人以星土辨分野的办法，以燕为析木之津，所以改南京为“析津府”(治所在北京城西南)。析津这个名字虽然早就有了，但是一直没有人为它写一部志书，直到元朝的末年，才有一个叫熊梦祥的人因为在北京做官，对元朝时的北京有切身的了解，才为已经废而不用的析津府写了一部书，名字叫《析津志典》，又叫《析津府志》。
　　此书的亡佚大约是在明末，20世纪80年代原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室将其佚文辑出成书，《析津府志》的辑佚工作前前后后用了50年的时间，20世纪30年代，当时管理四库全书的陈恩惠将《永乐大典》的辑佚工作列入善本组的工作计划，这项工作由当时善本组组长赵万里主持，用了六年的时间，他们辑出了一批佚书，这其中就包括《析津志辑稿》。到1983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析津志辑佚》，共计出文字将近10万左右。30年代所辑出的文字约占辑佚本百分之五十多一点，后来辑出的文字占百分之五十弱。
　　这个辑佚本的资料来源大致有四个方面，著名版本学家李致忠先生在其为《析津志辑佚》所写的“整理说明”中对此作了十分详尽的介绍。它主要来自于四个方面，第一来自于原北京图书馆馆藏的二百部《永乐大典》，以及中华书局影印本《永乐大典》。第二来自于《日下旧闻考》，当年朱彝尊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许多《析津志》的文字，那时候的《永乐大典》虽然也已经不全了，但是朱彝尊毕竟还是可以面对数千册的大典残卷，朱彝尊为我们保留下来的文字显得十分珍贵。第三来自于一部叫做《宪台通纪》的书。第四来自于明朝初年的顺天府志辑稿，此稿原由著名版本学家孙殿起所得，后来入藏原北京图书馆。前不久我还在网上见到了一条帖子，指出《析津志辑佚》漏收的文字。其实佚书的最大价值，不是一劳永逸的把亡佚的文字全部辑齐，而在于不断有所发现。
　　熊梦祥既非著名文人，也不是著名官吏，像他这样的文人，一般情况下是很难进入正史的。也正是因为历史上存在着像熊梦祥这样的一大批文人，历史有时候才会让我们觉得很可爱。熊梦祥《元史》无传，甚至就连他生活的时间也都只能是一个大概齐，约在1368年前后在世。这就够了，不过他的书比他个人似乎幸运些，没有向他这个人一样被湮没在茫茫的历史海洋中。还是李致忠先生为我们找到了一些有关作者的文字，对咱们北京深有感情的熊梦祥，才稍稍有了一点身影。古人和今人一样，也喜欢把当代或是前代的诗文结成选集，元人朗瑛的《草堂雅集》就是这样一部元人选元诗的集子，光选诗还不行，还要对诗歌的作者有个简短的介绍，这是古今的通例，就是这个通例，把这个有恩于北京历史的文人，拯救了出来。清朝人也编了一部元人诗选，里面也有熊梦祥的介绍文字，把这些零零星星记忆在文人笔墨中的资料综合起来，大体可以知道熊梦祥，(有时候也写作蒙祥)，字自得，晚号松雪道人。富州(今江西丰城)人，曾任白鹿书院山长，任大都路(今北京地区)儒学提举，又任崇文监丞。晚年隐居京西斋堂村。那么这样一部对于北京来说十分重要的图书，到底编撰于何时，据辑佚者推测很有可能是在熊梦祥担任崇文监丞之时或之后，丞这一职务在古代是个副职，崇文监丞属于闲职，这对写作《析津府志》来说则是个大好机会。元代崇文监是从艺文监改名而来，艺文监的职能是掌管内府图书、译作和出版。1340年，元至元六年改名“崇文监”，隶属翰林国史院。熊梦祥担任的就是这样一个可以查阅大量内府以及罕见文献资料的职务。从现在留存下来的文字来看，熊梦祥接触到的有关北京山川名物风俗传说资料，今天已经是很难一见了，有一些文字也只能借助于《析津志辑佚》见个一鳞半爪。
　　今天我们见到的这个辑佚本，只有262页，区区一薄本。那么熊梦祥的《析津志》到底有多少卷，明代正统年间编撰的《文渊阁书目》，以及成化年间编撰的《菉竹堂书目》中著录此书为34册，可见应该是一个大部头。它的亡佚对于北京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图书文献散失的原因，今人曹书杰在其《中国古籍辑佚学论稿》中总结出了六条:一天灾人祸；二被统治者列为禁毁的图书；三雕版印刷之前全靠手抄，保存下来极其不易；四雕版印刷出现之后，多种相近的图书，往往仅有一种在社会上流传，其他几乎不行于世，象《析津志》这样的关于北京历史的书，后世多有编撰，而且还大量引用了其文字，使新书行而旧书亡；五大部头书流传不易；六有些书不在社会上流传，只收藏于官府。就明代北京来说，其藏书超过历代，仅明代开国60年间，就藏书43200册，但在明代270多年的时间里，这些图书散亡惨重。北京文渊阁因疏于管理造成其所藏图书多次散佚，幸存图书仅十分之一。存于此的元代图书，大多亡佚。北京古籍出版社的《析津志辑佚》，是目前可以见到的保留原书文字最多的本子。
    首发于：《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