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回来了，面对我彼时最大的失败。
    我有时想，自己是个有自虐倾向的人。小的时候酷爱阅读，黄昏的时候在家门口看，蹲公共厕所的时候看，甚至走路的时候还边走边看，好几次差点被火车或汽车撞到。
    我家住我妈妈单位的宿舍大院，离铁路很近，火车过的时候窗户或门框都会被震得咣咣响。上学要过铁路，而通往铁路的是一条很陡的坡路。起先完全是土路，慢慢地铺上了石板的台阶。过了铁路后是另一条缓了很多也短了很多的小坡。铁路的两旁都是民房，似乎我每天要过的这个路口往两头走，也都还有通往马路的小岔路，但我从没走过。很多年以后，我离开了家生活在北京，还经常会梦到那条陡坡，梦到我在铁路上徘徊，梦到我不断地穿过那些小岔路，身旁的房子既熟悉又陌生。我一直在走，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要去哪。
    好像就是过铁路看书被熟人看见了，而且过了铁路后被那人一把揪住，我踉跄着站定，一辆飞驰的汽车几乎擦着我的鼻尖而过。我被妈妈狠狠地批评了一通，倒是生出了一个奇怪的欲念：被车轧过，会是如何的痛楚呢？这个念头折磨着我，直到我在院子里看见一辆很大的三轮车，上面还放着不少东西，我让弟弟骑着，慢慢地碾过我的脚背。有多疼记不得了，只记得那一大片淤青，很久都没淡去。
    高考失利一方面让我无法不痛苦，尤其是想到还要煎熬上漫长的一年，但另一方面，我似乎有些被折磨过后的隐隐的快感。似乎感觉，哦，原来这就是没考上，或者说，多年的侥幸和不安，被狠狠回报了，虽然痛苦，但也心安。
    我说自己多年的侥幸和不安，是一直有种忐忑压迫着我，我总觉得自己成绩不错，却没有老师家长认为的，或其他那些好学生表现出来的那样努力和付出。我总是有点爱耍小聪明，并不是很扎实那种，会不求甚解，会蒙混过关。因此，小学毕业，语文作文跑题，语数两门182，上了一中却没进得了尖子班，却因祸得福，年级三好生评了尖子班的最尖子，和其他所有普通班的尖子，即我。我因身处鸡头而沾沾自喜。初中毕业，我考的也不太好，分数跟我家那时买的14寸电视机价格一样，444分，不过高中没分重点班与非重点，而且面向包括农村在内的全市一起招生，每个班女生都很少，其中多半还是农村女孩子，让我平白地滋生出一点自得，冲淡了考分不如意的懊丧。最后到了文科班，我还是没能改了自己浮躁的劣习，但运气甚好，经常考试考的都是我会的。
    第二只鞋子终于落了下来。倒霉的是，在最关键的时刻落下，让我狼狈不堪，也无法弥补。
    妈妈来电话说，语文老师亲自帮我联系好了复读的学校。
    我初中高中六年读的是一中，除了教师子弟，不接受复读生。我后来复读的四中在普通中学里算不错的，而且同意我插进应届生班，最重要的，那里有全市最强的政治老师，是我语文老师的同学，他说，已经打好招呼了。
    我父母一生不求人，这次，这么重要的事情，没等父母求人已经办好，我当然得马上回家。
    我的语文老师姓毛，被我视为恩师。我记得某次自习课，他在黑板上写了“文过饰非”四个大字。那时我坐得很靠前，好像是第二排，估计是因为我近视且学习比较好，享有特权吧。他写了四个字后，在第一和第四个字下面分别缀了个点儿，对我说，文非，你以后可以用这个当笔名。我不记得他为什么忽然说这个，也不记得我问过他，但后来的很长时间，“文非”一直是我的笔名。在我的心目中，毛老师高大挺拔、寡言冷峻，加之他本就有点高眉深目、鼻梁挺直，即便岁数已不那么年轻，依然风度翩翩，在人群中极为引人注目。很多年后，他夫妇二人去美国在儿女家住了几年，写过一些随笔，寄给我，看能否发表。我那时在《青年参考》，负责《文化》、《作品》版面，似乎算很早刊发精短的小说、散文的编辑，《读者文摘》以及其他一些杂志、报纸副刊常常转载我编发的作品，某个老作者，一大学的英文老师，作品出了个集子，居然让我作序，给我惊吓得不行，惶恐拒绝，甚至后来我回了大报做新闻，偶尔参加新闻发布会，跟同行交换名片，还会遇到人提起那时的《作品》版。老师的文章，带着他那一辈人的思维定势和写作习惯，真的不适合现今的发表程度，过年回家，带孩子给老师拜年，更发觉老师老得慈眉善目起来，不再让我觉得拘谨和诚惶诚恐，但依然让我崇敬。师恩永生难忘。
    我很平静地接受了即将复读的安排。并没有去毛老师家听取聆讯，也没有开始复习，而是被卷入了一场又一场的同学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