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父亲的言传身教，对孩子有很大帮助

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年年考年年败，依旧日夜坚持不懈地苦读赶考。这自然而然会影响到儿子，曾国藩自幼读书就有股子钻劲儿，长大成人做事亦是如此。这也许是那个四十三岁才考中秀才的男人一生最大的收获。 

结论：

林则徐死在了去广西的路上

林则徐接到咸丰帝的圣旨时，已是病疴沉沉。他在次子林聪彝与幕客刘存仁的陪侍下，带病由福州赴广西，却不幸出师未捷身先亡。行至广东潮州，林则徐的病情就迅速恶化，不久就病逝于潮州普宁县的行馆里。一代英豪，抱憾长逝。 这一年，林则徐六十六岁。 人生没有预览，历史也不可假设。若林则徐顺利抵达广西剿办太平军，太平天国的命运如何，洪秀全的命运如何，曾国藩的命运如何，也许一切又会是另一个样子。

结论：

很多人看重左宗棠的才学，他与曾国藩一生都是对手和朋友的关系。左宗棠前期科举很顺，但到会试的时候就不好了。

贺家藏书甚丰，高高的书架须架上梯子才能爬到顶层。谈到兴浓处，贺长龄竟然亲自爬上爬下，从书架上取书给左宗棠看。第二年，左宗棠在贺长龄的介绍下进长沙城南书院学习，师从贺长龄的弟弟贺熙龄。 道光十八年（1838），左宗棠第三次会试落榜后，心中颇多对时事的怨愤不满，遂上书痛陈时事。其陈奏中言辞颇为激烈，很多内容触怒了道光帝。道光帝一气之下革去左宗棠举人，命顺天府五城逮捕治罪。左宗棠从同乡那里得知消息，趁圣旨未下便逃离京城。南归途中，左宗棠绕道江宁，去拜见时为两江总督的陶澍，在陶署中逗留十余天。 陶澍与左宗棠也是一见如故：“汝言论志趣，我已尽知。他日功名，必在老夫上。” 那年，左宗棠二十七岁，陶澍已六十岁。 陶澍身为两江总督，而左宗棠仅是一位得罪了皇帝、连举人都已丢掉的布衣，可陶澍硬是把自己的小女儿许配给了左宗棠的儿子，二人竟成儿女亲家。 

道光二十九年（1849），时任云贵总督的林则徐，回家途中路过湖南，也因为久闻左宗棠大名，特意邀左到湘江边一叙，“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宴谈达曙乃别”。 这些大清的栋梁之材，都曾在官场上阅人无数，可谓洞若观火，他们一致对左宗棠赞赏如此，左宗棠的才气可想而知。

结论：

曾国藩要整顿湘军。

古时商鞅以赏立信，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皆把赏罚当作两大利器。赏罚分明，令出必行，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部属积极性。针对这八个字，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重新整顿湘军，严明军纪。 兵贵精不贵多，首在敢战。这是曾国藩在血与火的拼杀中得来的经验。为此，他对湘军进行了大力裁撤和整顿。凡溃逃营兵，不予惩罚，也不再收集，营哨兵勇一律裁去不用。

结论：

曾国藩下属要另谋高就，虽然不舍还是让他去了

塔齐布刚刚去世之时，曾国藩犹如被砍去一条臂膀，若罗泽南再远赴湖北，真的不能想象此后会怎样。 罗泽南还是走了，当然是在曾国藩的同意之下。他不但放走了罗泽南，还另派自己的好友刘蓉随其西上。这就是曾国藩不同于常人的地方。 罗泽南执意离开江西远走武昌，一方面是为大局着想，另一方面也有他自己的打算。曾国藩来江西几年，没什么建树，挫败连连，让他看不到前途所在。对这一点，很多人都看得清楚，曾国藩当然看得更清楚。所以，当初罗泽南要走的时候，有人就力劝曾国藩把他留住。罗泽南这棵树，可是曾国藩亲自培植起来的。 曾国藩还是苦笑着摇头拒绝了——人往高处走，罗泽南的选择没有错。再说，留得住人，留不住心，又有何用？ 罗泽南弃江西而奔湖北，弃曾国藩而投胡林翼，果真很快在湖北打开一番新局面。 

结论：

曾国藩以前在官场中是刺头，经常不愿意与世俗为伍经常被排挤。再次出山后，为人十分低调，想别人请教事情，无论是自己的仇人还是下属。

在回老家之前，曾国藩把自己在江西的困窘都归为外因，怪咸丰帝不赋予他军政实权，怪江西官员官官相护对他排斥，怪朝廷用湘军打仗却不给予相应的地位。那时候，他几乎从来未从自身找过原因。数年的领兵生涯，让他越来越自大膨胀。 在沉重的打击面前，曾国藩开始从自身来寻找失败的原因。 一味蛮干，不懂通融，不能与各级官员搞好关系，有时又太过刚愎自用，听不进别人的劝告。这些都是他自身存在的不足。 再回头细想，自己此次委军奔丧，更是有违为臣为人之道，上负朝廷厚望，下负江西一些地方士绅对他的支持。在江西，曾国藩虽然与地方官员关系紧张，但仍然还是有不少朋友都曾给过他帮助，如刘于淳、甘晋等人。

乞惠“指针”，以求适应官场的环境。 那些人中，有他昔日的冤家死对头，也有他亲手提拔的部属。 

左宗棠，他的季高兄，屡次给他难堪，又屡次在他陷入困境时出手相助的人，曾让他爱恨不能。这一次，他定要亲自登门拜访。且不去计较过往的恩恩怨怨，只看眼下，左宗棠是胡林翼的至亲好友，是骆秉章最为倚重的幕僚师爷，他的一言一行，分量有时甚至超过一省巡抚骆秉章，日后用到左宗棠的地方自然不会少。

结论：

左宗棠为人高调，得罪了人，被人弹劾而丢官。

左宗棠最终不得不离开骆秉章幕府，就是因为得罪了当时的署理湖南提督、永州镇总兵樊燮。 话说某次永州镇总兵、署理提督樊燮拜谒骆秉章，骆秉章却令樊燮去见过左师爷。左宗棠虽是骆秉章器重的师爷，但在永州镇总兵眼里，却终究不过是个举人。所以，见到左宗棠后，樊燮态度极为傲慢，既不跪拜也不问安，直挺挺地杵在那里等左宗棠来跟他说话。 左宗棠也是个暴脾气，吃软不吃硬，一下子火了，道：“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汝何不然？快请安！”樊燮也不甘示弱：“朝廷体制，未定武官见师爷请安之例。武官虽轻，我亦朝廷二三品官也。”左宗棠更恼了，一恼粗话就蹦出来了，上前抬脚就要踹，并大呵斥曰：“王八蛋，滚出去！”樊燮又惧又气，急急退下。左宗棠当然更想不到，一时的口舌之快，很快就给他带来了祸端。他遭樊燮弹劾，湖南一些早就对他怀恨在心的官员又趁机煽动。咸丰帝接奏后，严令查办，言若有不法情事，就地查办。 

结论：

皇家大院起火，英法联军逼近北京。此时曾国藩也对阵太平军在关键时刻，自己不能分兵北上。

用延缓计策，给朝廷谏言，问朝廷派谁去合适，通过这样来拖延时间，同时想好两种朝廷的安排对策。

一道谕旨，就是发给曾国藩的，令曾国藩派鲍超带湘勇两三千人，速往京城交胜保调遣。平心而论，他是极不愿在此时分兵北援的，尤其是让鲍超带兵北上，更是让曾国藩万分不愿。自李续宾的湘军六千精锐在三河全军覆没之后，鲍超所率领的霆字营成为湘军一支最为重要的机动兵力。那时，在战场上，敢于同太平军陈玉成作战的唯有多隆阿和鲍超。在此危难之际，曾国藩还在急盼鲍超前来祁门救援，若将鲍超放行北上，曾国藩等于自断生路。 再者，胜保与曾国藩及湘军素来不和，将鲍超交胜保手下，对鲍超来说，恐将凶多吉少。 想法： 2019-08-21 原文：国难当头，天子危急，此时不出手相助，莫说社会舆论会压死人，自己甚至会被扣上一顶“卖国贼”的罪名，永世不得抬头。 一边是祁门被困，事关湘军及自身生死；一边是社稷天子的安稳，事关自己的前途名誉。在这两者中间，到底有没有一条折中的路可走？ 李鸿章最后给了一条绝妙建议：按兵请旨，且无稍动。让曾国藩先上奏，向咸丰帝言明目前难处，再听咸丰帝旨意。其实，也无非就是拖延时间，静观时局。从祁门到北京，再从北京到祁门，一来一回一个多月时间，这样既可让曾国藩摆脱抗旨的罪名，又能为他们在江西、安徽战场上争取时间。到时，说不定清政府也早已与英法侵略者定下盟约，危机度过，不再需要北援。九月初六上奏清廷，言鲍超虽为战将，但终归非独当一面之才，北上勤王事关重大，必须由曾国藩、胡林翼二人中指派一人统兵北上，但到底由谁去，还要由咸丰帝定夺。彼时的曾国藩，完全有权力决断谁去谁留。实际上这完全是一种推诿与观望的态度，他聪明地把这个皮球踢给了咸丰帝。 

从不打无备之战，虽然给咸丰帝发去奏折，但他还是在做着咸丰帝准行的准备。自然也是两手准备：

万一由他带兵前去，则由左宗棠随行，大军退守江西暂不进兵皖南；

万一由胡林翼前往，即由李续宜随行，大军退守湖北，暂不进兵皖北。 无论是哪种情况，鲍超的军队都不能动，安庆之围也不能撤，以确保整个战局不乱。咸丰十年（1860）十月初四，曾国藩接廷寄一道，称“和议”已成，曾国藩、胡林翼、鲍超无须北援。 

结论：

多劳必然得病。

胡林翼的健康，在攻克安庆之前，他已是积劳成疾。尤其当听到太平军乘虚再占武昌时，胡林翼气急攻心，连续数日呕血不止，连后事都准备好了。此后，胡林翼回武昌养病，才稍稍好转。 胡林翼得的是痨病。用医生的话说：此病凶险，有事则病，无事则安；心忧则病，心悦则安；用一分心即增一分病，用一日心即增十日病。医生再三劝诫，不可忧心劳神。但彼时，安庆未能克复，前线后方，大小事务，胡林翼都要过问。尽管他终日发热、咳嗽、吐血，还是坚持每天阅文批奏，终致气竭血尽。 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二十六日，在安庆大捷二十多天后，胡林翼与世长辞。这一年，胡林翼不过五十岁。 

结论：

功高不能盖主

曾国藩饱读诗书史书，对于历史上那些因功高盖主而不得善终的忠臣良将，他太过熟悉了。他不能步他们的后尘，所以，不管曾国荃内心有多少委屈与不甘，他来天京之后很快就做出几个抉择。 

第一就是自剪羽翼，主动裁撤部分湘勇。曾家兄弟手握重兵，乃清廷最大的心腹之患。自己不动手，清廷很快也要动手，倒不如自己先下手，还能消释清廷疑忌。 曾国藩裁军的原因有很多，总体概括大约有以下几条： 

首先，湘军本就是为镇压太平天国而临时招募的，非国家经制之兵，而今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已经攻陷，湘军的使命也已基本完成，理应遣散回籍。 

再者，自安庆大战之后，湘军人数日益增长，军队整体质量却日益下降，一万多人的部队，战斗力甚至不如以前几千人，湘军已是一支暮气沉沉的军队，此种军队留之无用，不如遣散回籍，也可为国家节约军饷。 

让曾国藩痛下决心裁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湘军内部哥老会日益活跃，士兵们闹饷、哗变的事件时有发生，湘军已经越来越难驾驭。尤其是攻陷天京城后，一些湘军将士已变得与土匪无异。 但不能不否认，在这种种的原因里，自削兵权，以消解清廷的疑心才是最重要的。 

到同治四年（1865）五月，曾国藩奉命北上镇压捻军时，可以调动的人竟然只有老湘营六千人了。可见其当时裁军的力度与决心之大。尽管曾国藩后来也为自己当时的裁军之举而后悔。

结论：

朝廷要用左宗棠来制衡曾国藩，所以才小题大做。

江西巡抚沈葆桢本就与曾国藩不和，如今得到真凭实据，遂与左宗棠联合起来，大肆张扬渲染幼天王走脱的严重性，并建议将幼天王押解京城。其实就是为了扩大此事的影响，以加重曾家兄弟让幼天王走脱的罪状。 当时，清廷只意在挑起左宗棠与曾国藩的矛盾，从而达到分化湘军、楚军的目的，二人果真为此事争吵起来。一个逃走的幼天王又能掀起何等风浪？最后，清廷采取了轻描淡写的姿态，把幼天王和洪仁玕等人一并在南昌就地处决，此事就算过去了。 这件事成了曾、左交恶的一个重要导火索，此后，曾国藩深深怨恨左宗棠，与左宗棠数年不通音信。 在处理幼天王走脱这件事上，清廷的选择当然不仅仅是因为曾国藩是两江总督，且为朝廷屡立大功。那拉氏看得很清楚，对曾国藩仍宜恩威并施，不可逼之太急。当时的曾国藩虽然自剪羽翼大裁湘军，但他在湘军中的号召力，在东南数省的威望依旧不容小觑。何况彼时的清政府，又为一股正在日渐兴起的农民起义力量而烦恼不安。 大清朝的平稳安定，依旧少不了曾国藩。 

结论：

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弟子，但是在作战的时候，李鸿章的部下，曾国藩还是指挥不动的。

曾国藩只能通过师生情谊和军事首领两方面来压制李鸿章。

曾国藩讲究治军从严，李鸿章则相对宽松。到了曾国藩手下的淮军，多不能忍受曾国藩的严苛，或消极怠战，或阳奉阴违，不肯从命。 更让曾国藩气恼的是，李鸿章虽把淮军交由他带领，却事事都要插手。曾国 想法： 2019-08-21 原文：藩这边下令，那边李鸿章很快就知道了。心中不服管束的淮军将领，写信向李鸿章诉苦告状，对安排给他们的差事挑三拣四，让李鸿章求情的，请李鸿章出面重新安排任务的…… 无奈之下，他每每下令给淮军诸将前，要先写信给李鸿章，再由李鸿章发号施令。这样一来一回，多少天就过去了，很多战机也就这样白白错过。 这其中，李鸿章的爱将刘铭传与弟弟李昭庆做得最为出格。 在当时部署的四镇当中，周口是一战略要冲，为兵家必争之地。彼时，周口正四面受敌，形势相当危急，必须派驻一支兵力强大的部队驻守。曾国藩想让刘铭传前往，因为相较于其他各部，刘铭传部人数最多、装备最好、战斗力也最强，且他本人也有出色的军事才华，要强于其他各将领。 谁料刘铭传接令后，立即致信李鸿章，表示不愿驻守周口。李鸿章其实也不愿自己的爱将前往凶险之处，便又给曾国藩写信，让其换人前往。曾国藩不允，刘铭传索性在李鸿章的授意下装病不起。 李鸿章的种种举动，让曾国藩越来越无法挥动手中的指挥棒，他只得与李鸿章交涉。 曾国藩既以师生父子之 想法： 2019-08-21 原文：情来感化对方，又以军事首领的身份来压制对方。果然，接到这封信后，李鸿章收敛了许多。刘铭传不再装病，李昭庆统带马队出任游军，曾国藩的处境才稍有好转。 

结论：

天津教案。曾国藩虽然受清政府指使，当做了背锅侠。但他也意识到，顺民心才是关键的道理。

曾国藩这才知道，人心才是这世界上最强有力的藩篱屏障。失了这道屏障，任你是皇亲国戚还是圣贤大儒，一样免不了被世人唾骂遗弃。 为了挽回人心，也略平复一下心中的愧疚，他决定倾己所能，筹备一些银两，给这几家人的家属以补偿。可这些年来，他一直恪守祖父的训诫，除了存下的两万两养廉银以备将来养老用，再无其他财产。堂堂一个一品大员，嫁了几个女儿，他也仅仅给每个女儿二百两银子作为陪嫁。 但曾国藩还是决定从这两万两养老银中拿出七千两，慰问张、刘两家。 后来，此事被赵烈文知道，他悄悄回到直隶总督衙门，暗中发动幕僚们又筹集了一些银两，总共凑了一万四五千两白银，帮曾国藩完成了这一心愿，曾国藩的心里才稍得安宁。 天津教案结案了，那份愧疚与痛悔却至死都不曾离开曾国藩。 对于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中的表现，理解的人认为：天津教案最后的处置结果，显然不是曾国藩一个人能做得了主的，他不过是替清廷背了黑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