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删节版发表于《中国教育报》4月17日第3版，题目为《教育讲实际而非追政绩》。《云南教育：视界》 2013年第9期同题转载。

        2012年5月，根据教育部“高水平大学自主选拔录取制度研究”课题组的工作安排，我和国内一些大学的招办主任专门深入考察了美国大学——特别是公立大学——的招生考试制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希望能对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高校自主选拔录取试点改革有所启示。在考察过程中，我们通过参加培训、座谈对话、实地调研等方式，深入了解了美国大学招生录取制度的有关情况，澄清了许多过去认识上的误区，收获良多。很多朋友建议我以中美教育制度的差异为题，把这些体会写下来与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太大，我本身既不是教育研究领域的专家，更谈不上对美国教育制度的深入研究，只能以招生考试制度为切入点，谈一点肤浅之见。错误之处，敬请有识者批评指正。

        美国教育制度的最大特点，在于它把教育领域切割成了两块：大部分是私立教育，小部分是公立教育。在我看来，这同时也是美国教育制度的根本所在——其他一系列特点都由这个特点衍生而来。私立教育的核心是它以人才培养质量为第一位的追求目标，其他目标都从属于这个目标。也就是说，评价一所大学的好坏，关键不在于它有多么宽广的校园面积，多么雄厚的资金，多么强大的师资力量，多么高的科研水平——虽然这些因素对人才培养都会产生正向推动力——而是在于它培养了多少被社会认可的优秀毕业生。毕业生受社会认可程度越高，说明这所大学的教育质量越高，以后的毕业生就越受到社会的欢迎，于是形成良性循环：毕业生在社会上受到欢迎的时候，一方面他会心怀感恩之心，因为他的个人发展离不开母校声誉的强大支持；另一方面，同一所大学的毕业生由于利益相关，彼此相互提携，更能形成发展合力。于是，毕业生往往会在有能力的时候对母校进行回报和捐赠。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越高，毕业生未来在社会上取得成就的可能性就越大，他们对母校的回馈就会越多，大学发展过程中获得的财政支持就会越大。反之，则会形成恶性循环，导致大学办不下去，出现生存危机。因此，大学理所当然把人才培养置于最核心的地位——科研等其他工作都是为人才培养服务的——并且其出发点完全是毕业生未来在社会上可能取得的成就。由于大学的发展高度依赖于高昂学费和校友捐赠，而且出身于富裕家庭的学生毕业后更可能得到家族的支持而成功的可能性更大，因此，私立大学的招生对象主要以富人为主就毫不奇怪了——穷人很少有可能给私立大学带来这些利益。这种完全以人才培养质量为导向的教育极大地推动了美国教育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比如，它可能会严重损害公平——直到今天，贫富悬殊仍是美国教育的一大痼疾。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来自美国最富有学校的学生在阅读能力方面可以名列前茅，但来自美国最贫穷学校的学生阅读能力则排在第33位，仅比排在最后的墨西哥学生稍强。再比如，完全倾向富家子弟的教育未必一定能够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因此，美国大学非常强调生源的多样性——我在《我们对美国教育的误读》一文中已经对此进行了详细分析。为了缓解社会矛盾，保障美国公民基本的受教育权利，美国的教育公平问题就由公立学校来解决。一般说来，除了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这样的少数顶尖学府外，美国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平平，但也能满足学生基本的教育需求，应当说比较有效地解决了教育公平问题所引发的社会矛盾。

        相比较而言，中国的私立高等教育发展得并不顺利，因此中国最好的大学不得不同时承担类似美国公立教育和私立教育的两种功能。也就是说，一方面，它们必须考虑教育公平问题——因为大学是国家财政支持的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否则就违背了大学的公立性质。特别是，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文化思维支配下，在当前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的情况下，对高等教育公平——尤其是招生名额公平——的呼吁越来越强烈，高校面临的社会公平压力也越来越大。高校的任何旨在提高质量的改革措施在社会公平指责面前往往不堪一击，极为脆弱。另一方面，快速发展中的中国对高端人才的需求极为强烈和迫切，因此，大学必须把人才培养质量放在第一位。一般说来，效率和平等这两种目标是相互冲突的。追求人才培养质量，大学就必须集中有限资源，为少数精英分子创造发展的条件；追求教育公平，大学就必须拉平一切差距，为所有人提供同等机会。在教育领域，绝对的公平是无法实现的——人从一出生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正因为如此，中国大学就不得不在追求卓越与追求公平之间艰难地寻求微妙的平衡。和美国大学相比，这显然是一个更为艰巨的挑战。

        美国教育制度的第二个特点，是它的社会环境比较宽松，竞争压力相对不大，比较从容。美国人也强调竞争，但在教育问题上他们更强调发挥每一个孩子的天性和特点。因此，各类教育机构能够按照教育规律和自己的教育理念办学。比如，美国非常重视教育的连续性。著名的《加州教育规划纲要》在1968年就提出，加州各个教育阶段之间要实现有机衔接。为此，他们在中学阶段设立了现在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AP课程（Advanced Placement Courses）。AP课程设置的目的，一方面固然是为了给一部分学有余力的学生提供进一步学习的机会，挑战他们的潜能，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使学生在进入大学学习之前就对未来的学习生活进行了体验和适应。又比如，美国的高中毕业生在进入大学之前，通常会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去了解各个大学的特点和优势，各个专业的具体情况，然后根据自己未来的职业规划和兴趣去选择相应专业。这样，当他们进入大学之后，相对能够比较快地适应环境，对自己的专业认同感也比较高。再比如，美国各个大学之间相互转学的通道是非常畅通的。即使是最顶尖的大学，每年也会拿出一部分名额用于接受最底层的社区大学的学生。这就使得美国的学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往往会获得比较多的转换机会。即使起点比较低，或一两次机会没有抓住，也不会影响未来的发展。教育所承载的压力并不大。

        相比较而言，中国教育承载的压力就比较大。这种压力既来自社会外部，也来自家庭自身。中国，甚至是整个东方社会，普遍存在一种奇特的教育焦虑感。整个社会犹如一个大金字塔，每个人都在拼命地向顶端冲刺——到不了顶端就意味着人生的失败。即使自己这一代冲不上去，也要通过教育把下一代拱上去。西方人之所以不理解为什么中国家庭会订立一个又一个奋斗目标，就是因为不理解这种普遍的社会心理。所以中国社会一定是一个抢跑社会，强调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恨不得在娘胎里就比其他人先跑两步。但是人生是一场长跑，终点的成绩不取决于起跑的快慢。由于教育资源有限，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相对匮乏，使得中国的升学竞争分外激烈，也迫使各类教育机构——尤其是基础教育机构——只能围绕升学考试开展教育。教育的功能大大萎缩了。

        美国教育制度的第三个特点，在于它的制度设计比较符合实际情况，比较有效地满足了社会各阶层对于教育的不同需求。这也许和美国社会盛行的实用主义哲学有关。美国是一个不平等的金钱社会。富人当然希望获得更优质的教育，相应地就有私立教育机构加以满足。穷人希望获得受教育的公平机会，相应地就有公立教育机构加以满足。此外，穷人也希望有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于是，私立大学拿出一部分招生名额用于满足穷人的需求。顶尖的公立大学也可以接受更多的穷人。穷人还可以通过获得奖学金来完成教育。由于美国高等教育资源相对丰富，大学质量普遍较高，这样它就满足了各个阶层对于教育的不同需求，尽管不能全部满足。社会压力相对得到释放，不致于将矛盾全部集中在一点。其实，美国大学之间的差异也很大，但人们并没有非哈佛、耶鲁不上的情结，去其他学校，甚至是州立大学也不坏。再比如，美国大学非常重视招生工作，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斯坦福大学一年的招生经费约为400万美元，常年从事招生工作的将近200人。这当然是由于大学的产出是人才，而人才培养的第一关就是招生，因此对之给予了高度重视。而且，学生仅仅能够进入大学是不够的，他（她）必须保持足够的竞争力以避免被淘汰。但学生被淘汰之后也不是走投无路，只不过是到质量低一点的学校完成学业而已。社会压力又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释放。我的总体感觉是，美国人也讲教育学理论——事实上，美国教育学理论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但他们更看重的是教育的实际效果，而不是空谈所谓理论。又比如，为了保证质量，美国大学非常看重招生过程中的公正，不允许有腐败现象出现。他们的做法是进行抽查——因为对每一个学生进行审查的成本太高——一旦抽查出来的结果有问题，那么相关人员付出的代价极为高昂。于是，就没有人敢去做违法的事情。即便这样，美国大学也允许出现误差。出现失误怎么办呢？一个办法是承认这种失误是正常的。美国人认为，人才的培养具有偶然性。也许你招收的1000个学生中有100个质量是不合格的，但如果有10个非常杰出的人物，那么这种风险就是值得的——这在统计学上叫做方差——关键是看你更看重什么。你是不能容忍这100个质量不合格的学生呢，还是你更希望看到那10个杰出的学生？另一个面对失误的办法是在培养过程中淘汰。于是，学生也不敢掉以轻心，因为一旦被淘汰，他所付出的成本也是巨大的。

        相比较而言，中国教育可能喊的口号比较多，价值判断比较多，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措施相对比较少。我一向认为，提出各种教育学的理论是容易的，但把理论付诸实践却非常困难。比如，我们成天呼吁要开展素质教育，但在实际中各个学校和家庭做的却是应试教育的事情。又比如，我们不断强调道德教育，但学生在面临实际利益的时候，往往把道德教诲抛到爪哇国去。还比如，我们成天呼吁“减负”，但学生的负担却越减越多，书包越背越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有可能还是教育的行政色彩太浓，把教育当成政绩来做的缘故。我特别不主张把一个杰出的中学校长提拔为教育局长，那可能反而毁了他（她）一生的事业。其实，教育是最不应该讲政绩的。因为教育的效果是在几十年之后，对于大学来说，其效果有可能在上百年开外。政绩必然是短期的，为官只能一任。如果用做政绩的方式去做教育，其结果不仅仅意味着教育的失败，而且一定会对教育本身造成巨大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