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教授今天显然松弛了许多，我们的交谈在一个东北菜馆的二层小包间里进行的。房间不大，但是很暖和，墙上挂着几十年前的劳模奖状。细看之下，是长辛店某工厂颁发的劳动奖状。

她一直不让我去她的诊所，但是这恰恰是我非常希望的。

这是我们的第二次交谈。

奇怪，每次我们都是在吃饭的地方见面。而且都是比较隐秘的状态，仿佛是地下党的接头。

她是一个健康的老师，善良正直，神经系统坚强；不像是我上一次见到的分析师，那个医生我真的觉得她自己心灵上就有障碍，她不自觉的反移情，使得那次的采访无法抵达我预期的目标。那次的采访持续了五个小时，回家的路上，我独自驾车行驶在空寂的长安街上，内心隐隐作痛；有意思的是，第二天，我的联系人接到了这个医师的电话，说昨天的采访做得很好。显然我成为了她的督导，无意之中。

但是的确是最通畅的一次交流，我很感谢她，虽然这种交流并没有给到我想要的子弹，但是我十分感谢她的信任，这种来自精神分析师的信任是第一次。

老师一上来就提到前两天看见三亚的颁奖了，说我表现还成，前面比较平静，或者镇定。后面至少装得很镇定，哈哈。我说谁到哪种场合，一不留神也会乱了阵脚。老师说你还成，基本上比较镇定，但是最后的发言没有把自己藏好，把情绪露出来了……

我记得LD说，精神分析师往往在病患离去的那一个瞬间在潜意识中便删除了和这个病患所有的交流，因为他们不能让自己长时间带着这些记忆工作和生活。

我们交流的部分，我想我应该保密。

实际上老师给了的这两个临床病例，并不深入，我觉得她在盘道，她肯定是一个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医师，我们之间交流的渠道还没有建立好，她还不是很清晰我到底要什么。

其实，我就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要什么吗？

但是对于家庭这个系统，今天从老师那里得到了不少启示。

我在想我是不是可以去看一次门诊，一个心理障碍者的身份去体验一次。。。没有想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