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春和我

二十年前，大约是我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陶春把他，我，谢银恩，张毅打捆叫“汉安四杰”。汉安是内江的古称，可见陶春的自诩。那天我在侯志明的朋友圈留言“太白楼上衣如雪，曾是座中第一人”，我自己，以前也模仿写下这样的句子：滕王阁前叹崔嵬，自言汉安第一人。都可以想象，我们年轻时的张狂和期许。

四杰中，我现在成了作家，张毅一直是画家，而且辞去公职追求理想，谢银恩和陶春一起创立存在诗派，是诗人。

是的，存在诗派。

开宗而自成宗师，立派则自封门主，于诗歌界常见，有些跑马圈地和自贴标签的意思，年轻时年轻人都喜欢这样，而且捍卫。九几年吧，有一次存在诗派在甜城大厦开研讨会，----当时我还没有开始写作。不知为什么被邀请参加，研讨会后半程变成了对一中一位英语老师的批评会，我和李莽相视而笑。

至到后来我被陶春笼络为“存在同仁”，我也没有太清楚存在诗派的具体意义，但是语言和存在是同位素，理想和主义可以组成理想主义，并不妨碍我喜欢他们的诗歌，我也在嘉禾大厦陶春的诗歌研讨会上慷慨激昂地发言，很真诚地说了些玄之又玄的话，类似六祖慧能。

陶春和谢银恩两人，我更喜欢谢银恩的诗，大气磅礴，奔腾深情，有海子的精神内质，烧灼着“形而上的火焰”，而陶春的诗，我当面评价过，有些过于斟酌雕琢，执拗于词句，情绪断裂，象那些急于表达倾诉的人，生怕别人不听不认，一下就站上桌子嘶喊，是“锻打的光”。

我可能有些偏见，认为陶春的写作态度有些像我经常在学生面前批评的那样：端。

我觉得写作既不神圣，也不妖魔，它只是一件普通的工作之“作”，诗歌特殊一点，里面藏着一些神性，但也用不着每每正告自己和别人：今天我要写诗了。且需要更衣沐香，好茶静室。尤其是陶春的一些长诗，很有些为诗而诗。大约是零五年的夏天吧，陶春正经地告诉我，他要写一首长诗，做为对他以前诗歌和人生的总结，我默然，在他面前，我是没有建议权的，他也不在乎。

可能，于诗歌，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意见他会在乎。

实际上，人如其诗。

年轻时写作着力于词语的使用，喜欢从诗词，古典和现代中寻找刺激，所以一开始写作，我自然就跟谢银恩陶春往来密切，包括后来更广泛的诗人圈子，希望一起炼词造句，而这种探讨交流的方式，基本上都在酒桌。校园小火锅，尧二烧烤，羊肉汤，江湖小排档，这座城市的苍蝇小馆，都是随意呼啸的激荡舞台，而陶春，基本都是主角，“座中第一人”。

陶春天生就带主角光环，任何场合，他都要抢夺话语权，尤其酒酣，进入他的话语系统，可以连续不断地说上几个小时绝大部分不知所云的大词术语造词，惊座八千，表演日神和酒神的癫狂，至于别人的观感，他是不在乎的。

不喝酒呢？有一次市作协在国土局楼上年会，邱成佑一时兴起，在台上说内江市他的文笔是最好的，我坐在陶春身边看他给一位女诗人改诗，碰碰他问他意见，陶春直接就在台下高叫起来，怕要不得哟。陶春和邱成佑还有一次众所周知的过节，隆昌县作协成立，陶春在成立会上大放阙词，邱成佑大怒，当场互怼，扬言以后隆昌的活动都不要请陶春。但陶春哪里在乎这些。

不仅动口，也有动手。一帮“存在同仁”酒酣之时，互争话语权，偶尔会老拳相向，秋实，王大明，都是重要参与者。有一次，朋友跟我说看见陶春在玉林串串与人争执，获得熊猫眼。有一次，大千在线网站初开，邀请全市艺术名家在制药厂一个农家乐过年，自由发言时，我说了两点，一是明年要写一本书《大哥》，二是要开一个江湖小排档。吃饭时陶春心里藏事，故意与一位摄影家冲突，大家分开后，返程的面包车上，我对着沉闷的车厢说，至少这事，我是支持陶春。同样的，陶春肯定不在乎别人的支持和讥嘲。

蒋蓝有次在李亚伟开的香积厨向我抱怨，说某天陶春到成都给他打电话约饭，他去了一看架式就说他来请，结果陶春那天叫了两三桌人来。而我不会这样，我组局会事先计算人数，安排座位，割不正不食，也不喜欢酒桌上说渊源，提人名，大多数时间倾听或选择性地说话。这可能是我们渐渐无法坐在同一张酒桌的原因。但无所谓，陶春不会在乎他的酒局多一人少一人。

有一次，我和他在菜市场买了饺子皮和馅回他家包饺子，唐璜下班把门一关，窝在另一间屋，我选择真实的部分赞美陶春，唐璜终于出来坐到一起跟我们喝酒，但是，陶春应该没有在乎，无论我和她。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使用，我和他各自圈子扩大，陶春喜欢吹嘘，酒桌上说一些显而易见的谎言，有几次不欢而散，渐渐我不再参加聚会，他也不再叫我，除了一些无法避免的时候，比如蒲小林来内江，我们很少碰面，虽然，这样的场合我总是抢着把单买了，还是那样，他根本就不在乎。

而那时，我决定做人生的减法，把朋友圈很多诗人从微信上删除了，包括像杨黎，赵野，雷平阳等等（趁此机会向他们表示歉意，为我的不礼貌和怪僻），后来陶春为了联系某项工作又加了我一次，谈完我又删了，然后，我们大约有好些年不在一起了。有时，我会想起他，不知他会不会想起了？但无论想与不想，他九成都不在乎。

所以你可以认为陶春就是这样一个不懂人情世故，纯真淳朴的人，所以我们对他的称呼除了“老陶”“春哥”之外，还有“陶大白”“白痴”，他有时就是一个生活白痴，一切他都不在乎，除了诗歌。

我写作《百合心》时，我决定引用陶春的诗《致桃木》，小说中用“陶诗人”指代他，征求他的意见，陶春严肃地强调，一定要用他的真名。

他的作品，他在乎。

他一直希望用他那些繁复的文字来征服世界，让人们知道他名，让大家明白他意，文字就是他的信仰和依恃。他跟我说过，要让他们走向我，而不是我走向他们。但他还是无法抵抗世情时势，抱着《存在诗刊》全国游走呐喊，一有场合就迫不及待地跳上桌子嘶吼，终于，也有些人和事向他走近，比如蓝塔诗歌奖，那是个非常个性的奖。我忍不住想起那本《唐宋词选注》开篇词：“……看山却似走来迎，仔细看山山不动，是船行。”

所以也可以从此看到，陶春也是一个懂得变通，相当聪明的人，对于真正能够决定他命运的人，他也善解人意，对于女人，他也懂得讨好，王朔说得好，不聪明的人，不适合写作。

但我理解。这个商业泛滥的时代，留给诗人的阵地不多，每个人都在挣扎倾轧，我自己何尝不是？自诩四十岁后不说假话，但又敢时时说真话吗？五十步一百步有区别吗？

何况，陶春其实是一个相当善良，正直的人。飞扬张狂，咋咋呼呼其实是好为人师，推心置腹；出口伤人，漫不在乎也是坦荡简单；吹嘘，说谎，嗜酒……那也算是文人本性吧。

我刚刚投身写作时，几乎没有收入，一个要好的朋友的儿子白血病，陶春到处张罗，用上他所有的资源募捐帮忙，比庹大侠还要大侠。这次奔走中有一次我们仨在八号路口正逢饭点，朋友说就在随便吃点，我想着给朋友省钱，坚决要求各自回家，陶春的态度是那就喝两杯嘛。我决然离开回家，他们坐下喝了两杯，我不知道朋友是不是误会我怕麻烦抽身，我也从来没有解释，幸好我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现在。而就在那天，我告诉朋友消息，朋友立刻丢下所有事情，从成都赶回，我们一起上青龙山。而那年春节前，我接到陶春的电话，说他刚刚给我朋友转了两百块，责问我，我冷冷地回答，我昨天就。

年轻时陶春还有一个让人无语的习惯，一喝酒就要从晚上六点喝到午夜两三点，内江几乎所有的文友酒客都受过这样的折磨，包括我，经常半真半假地哀叹：内江喝酒，我就怕两个人，一个是我亲家，一个是陶春。但年轻时身体挺得住，也多少喜欢这种纵饮长街，把臂而歌的豪情，我在我卖得最好的小说《大哥》中，写过两位大哥陶夏，谢淳恩，可以见证我们当年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酒兴友情。我也曾经向往地说，等我的《大哥》出版了，用稿费给他们办一个存在诗歌奖。也曾跟他一起，远征泸州，龙泉，成都，也曾在内江迎接远来的诗友周伦佑，龚盖雄，刘仲，楚楚，李海洲等等，虽然，后来我们渐行渐远，但有时我也在反省自己，是不是自已认为正确的事，就一定要去做？有个性有缺点的人就无法容忍？或者，这其中藏着什么心魔吗？

那天在殡仪馆，祭奠后坐着发呆，琴声呜咽泪水全无，吴新川过来拉我到棺前说，这是你兄弟，你看看他吧。我不太情愿地看着他怪异的脸容，觉得不是他，知道真是他。顾城说：“死亡是一个小小的手术，只切除了生命，甚至不留下伤口，手术后的人都异常平静。” 回想陶春斗争的一生，至少，他不会让侵略者指着尸骨说：这是个胆小鬼。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是命运的残忍，陶春在这场斗争中不算失败，即便未通大道，也闻也知。我想很多个夜晚，孑然一身的走在空旷长街，路灯映照他的长发，他整个人，孤的意味弥漫，他向前走着，内心充满力和绝望，柔弱而坚定，某种意义上，他也是天选者啊！

所以大闹一场，悄然离开。

虽然他还能创造很多奇迹的，但这样也……只能就这样吧。

                          2020年12月17日于大千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