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大师傅”

在雅昌博客上读到牟建平的《冯其庸对“大师”的解释》一文，有所感触。作为红学大家的冯其庸先生，能同时在书画艺术方面有所造诣，那不是一日之功，而且，作为有学养的先生，他一定能深切体会到艺术形式背后那更为深切难言的所在。冯先生对别人称他为国学大师不以为然，那当然不仅仅是对这种尊称所采取的谦虚的态度，更是先生对学然后知不足的认知。国学，毕竟不是一个人在其有生之年所可以完全完成知和行这两个过程的。

在5月20日中国美术馆举行的书画展发布会上，年逾八旬的冯先生表示不愿意媒体称自己“国学大师”，并说自己“和我的老师同辈相比，我是不敢称国学大师的，要是把‘大师’理解为‘大学老师’，自己倒很相符”。类似的话，我也亲耳从红学大家周汝昌先生那里听到过，他也极谦虚，说要是讲究文化学养，相比于乃师顾羡季甚或更上一辈诸先生，自己只能是“尾巴的尾巴”。

无知者无畏，包括我自己，常常急于并乐于周围的人称自己为大师，甚至觉得现在大师泛滥，干脆称太师、天师甚至更高的，简直是疯狂得滑稽。所庆幸的是，自己有时还能冷静下来，还知道自己吃几碗饭。冯先生把“大师”解释为“大学老师”，我明白自己连这都不够，因为教书育人不是简单的事情。没有好的老师，不会有好的学生，尤其在这个现代经济信息环绕的当代社会。

能当一名大学老师，也是幸福的事，但实际上，很多人未必有那个耐性，更不见得有那个本事，来不辜负学生和他们家长的希望。于是，还是退求其次，把“大学老师”再度降格，当“大师傅”吧。“大师傅”虽然更形而下一些，但能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为别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不为朋友们增加烦恼和负担，就够了。愿与同道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