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源于“包容”

——谈城市多元文化的融合问题

                                       作者：戴斌

     对于“和谐”二字，实际上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梦想”。如果从哲学的维度上去思考这个问题，或许我们会发现，哲学对“和谐”的理解，常常更像是一个没有答案的解释。很多时候，主动地去找到并提出社会中所存在的不和谐因素，甚至比找到答案更重要。

     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有一个很特殊的社会现象，那就是流动人口。我们国家推行的是“户口政策”。而随着国家不断地意识到原先户口政策的不足之处，紧接着新的户口政策出台了，这使得我们的农民能有机会正式成为城市人口，流动人口当中也会涌现大量新的城市人口。

     这时候，城市中多元主体必然出现“多元文化”，而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文化碰撞就不可避免了。坦然而言，不少国人的内心深处，多少还是夹杂着一些“狭隘”的情绪在里面，对外来文化（其实主要是针对“外省文化”）排斥、轻视甚至抵触的问题时有发生。

     其实这个问题更多地是需要我们的包容，而这份包容更多的应该是发自内心。其实对于包容，我们应该很容易就接受。就像作为广东人的我，在喜欢吃粤菜的同时，同样非常喜欢四川菜，尤其是水煮牛肉。还有全国各地的美食，只要好吃，我都会喜欢和接纳。（可能说完后，很多同学可能觉得我很“好（发第四声）吃”）

      或许很多人都和我一样。既然，我们能接纳不同地区“美食”，那么，一定能接纳不同地区的“美食文化”，进而接纳不同地区的文化。

     我一直反对“狭隘”的地方主义，包括我之前为湖南的红网撰写的 “湘军文化不值得提倡——笑傲中国不如扬威海外”一文。当时对于王林教授提出的“湘军文化”这个概念，我是极力反对的。地方文化是优秀的，但“狭隘”的地方文化是有问题的，是破坏“和谐”的。

     我们一直在追求“和谐”，其实我们首先不是要求别人来“和谐”，而是应该自己先“和谐”，先“包容”。先包容别人，才能被别人包容。不是吗？

PS:

顺便再谈一个问题，对于广东而言，尤其要重视外来人口（包括外来文化）的贡献。我们不能忽视外来人口对广东发展的重要贡献，因为广东在未来将面临着“人口红利期”机会窗口关闭的问题。

统计局分析指出，广州市的第一次婴儿潮为1950年到1965年，其中1955年到1965年，出生率平均为32.7%。这批人为42岁到52岁，当他们全部进入退休年龄时为2025年，这正是广州的人口机会窗口关闭的时间。

而广州本地人口是不足以支撑这一红利到2025年的，这是由外来流入的劳动力支撑下的一个数据。流入的劳动力可能就会成为本地的非劳动人口。即我们实际上享受了其他地区的人口红利。

背景知识：什么是“人口红利期”？

在人口转变的后一阶段，易出现人口老龄化倾向。由于出生率下降速度和人口老龄化速度不是同步发生的，前者先于后者发生，前者与后者也是原因和结果的关系。在出生率下降初期，出生率下降速度快于人口老龄化速度。在这一人口变动过程中，会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也就是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在一个时期内都比较低的局面，并会持续一段时间。总人口“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而且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将带来劳动力增加、储蓄和投资增长、人力投资增加和妇女就业机会增加等，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利，人口学家称这段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期”

为了便于分析，人们使用总抚养比小于50%(14岁及以下少儿人口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之和除以15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为人口红利时期，进入人口 红利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打开，退出人口红利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关闭。而人口总抚养比超过60%时为“人口负债”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