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季羡林、任继愈等国学大师的谢世，我们中国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大师”了，有的只是“小师”、“小小师”，就是他们的学生、学生的学生、学生的学生的学生……

我突然怀念起我的修道院的老师们来。他们也许不是如今人们热衷追捧的“大师”，但是他们一直活生生地我的脑海里浮现，在我的心田里落根。

张帆行老师。拉丁文好得出奇，上世纪40、50年代的国内，拉丁文能与他比肩的，恐怕没有几个。他年轻时修过道，后来离开修院（并非还俗，因为他并没有踏进神职界）。之后，我猜想可能是拉丁语实在是太好，修道院没有再邀请别的什么人来神学院教授拉丁语，而是由他一直“占据”着这个位置。要知道，当时的天主教会对于拉丁文的重视，几乎超越母语。甚至所有宗教礼仪、上课、日常的交流，都是用的拉丁文。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但是千真万确。可想而知，张帆行老师的拉丁文有多拽。

我是1986年进佘山修院的。当时，历经种种坎坷，教会再次开放。新修院没有忘记他，再次聘为拉丁文教师。

我文学三年（相当于现在的泰来桥小修院），拉丁文是由肖原老师教的（他编写的由商务印刷馆出版的《拉丁语基础》是我们当时的教材）。三年的学习给我们喜欢拉丁文的修生打下了一些基础。当时，我们班级32人，其中拉丁文学得最好的是汪江北，我说他最好，是因为他每周小测验默写单词，都是100分，整整一个学年，从未失手过。当然，要每次得满分的代价也很大，他牺牲了几乎所有的课余活动时间。他在我们念哲学班的时候，离开了修院。现在做起了石材生意，拉丁文为他可能一无用处了。

哲学两年，由施耀弟老师教。他对拉丁文研究有一定造诣，只惜是“水壶里的饺子——倒不出来”。或者是他根本不愿意倒也未必。可能是因为命运多舛，他总是满腹牢骚。每次上课，让学生们轮流到黑板上用拉丁语完整写下“今天是一九八几年几月几日”，然后对其拉丁书法水平、字母大小写规则、词尾语法等逐一细致评断——如此半小时；随之忽然联想前天某事，于是把评断从黑板转向人，从修道院门房，到佘山山顶，一个不落——而此时离下课还有5分钟光景，也不用看钟表，准时让大家打开书本，念上一段，恰值5分钟。

我到了神学班才有幸成为张帆行老师的弟子。当时修院的老师很多都是老神父，他们一般不议论他人，但是对张帆行老师都很尊敬，隐约传闻他年轻时是个才子。

跟着张帆行老师上拉丁课，才微微领悟到什么是拉丁语的严谨、典雅、美妙。他上课非常幽默轻松，一节课在不知不觉中就结束了。跟他学一年，自觉胜过跟别人学五年。

他给我们的翻译作业，从来不会是“这里有棵树、那里站匹马、天上飞只鸟、水里游条鱼”之类的。他叫我们翻译《福音》中的一些金句，《论语》、《孟子》中的一些哲语，有时是一两个意义颇深、很有难度的成语，都要求信达雅。第二天上课时给我们分析大家的翻译作品，每人各有不同，何者忠实而典雅，何者精巧却失准。让我们心服口服。

       记得有一次，他让我们翻译福音中的一段，其中有一句是“施与比接受有福”。我独辟蹊径，把它翻成“Beatius est magis dare quam dari”（拉丁文福音原来早已翻成的是“beatius est magis dare quam accipere”）。我暗自觉得是个雅译，且有妙处。第二天课堂上分析时，张老师说：“Domine mou（他是安徽宣城人，却能用方言交流，每每喜欢用我们学生的各地方言说话，Domine mou，即马先生，mou系以上海方言发音），你这样翻法有点巧妙，但是要记住翻译工作‘约定俗成’的原则，人家已经翻译在前，就应尊重，况且是《福音》。”这话给我很大教导和启发，至今难忘。

        张帆行老师的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都是有境界的。我只是件小器具，根本无法衡量他。仅一件事，就让我对他肃然起敬。那年菲律宾耶稣会的高玉刚神父来修院参观访问，因为我之前去菲律宾，认识他，故修院让我们几个一起接待。高神父是西班牙人，解放前曾来过上海，中文满口。他认识张帆行老师，当时两人都年轻。40年不见，他点名要见张帆行。张帆行老师正在上课，下课后到会客室，两人拥抱相见，两口西班牙文，半句掺杂没有，滴里哆罗，让我们在旁的云里雾里。事后，张帆行老师继续去上课了。高神父对我们说：“太奇妙了，我们40年没有见了，张帆行的西班牙文还那么好。”

张帆行老师的文学功底自不一般，他的音乐也不得了。尽管音乐只是他的闲暇爱好，但是也到了登堂入室的境地。我刚进修院的时候，那时还没有礼仪改革，每天的弥撒都是拉丁文的，逢周六，老神父们轮流做五六品大礼弥撒，张帆行老师就是司琴。那时，我真正领教了什么是弥撒礼仪中的伴奏。那不是一首接一首圣歌的单独伴奏，而是整台弥撒的连贯一体。拉丁大礼弥撒中没有教友念经，凡有空处，全是司琴者从礼仪开始到结束，用圣乐将其点缀填满。可想而知，在庄庄严严的礼仪中，从从容容地用音乐补助每一个长短不一的罅隙，那是需要何等的功力——对礼仪的捻熟在心、对圣乐的掌控自如。且每次弥撒的主题都不同，有欢乐赞颂的感恩弥撒，有虔诚祈祷求恩弥撒，有纪念亡者的追思弥撒，风格迥异、要求采用的乐曲曲风完全不同。弥撒是活生生的，需要伴奏者全部以即兴附和，这需要脑海中记得百余首曲谱，且可信手拈来，随需随奏。无论弥撒空间长短如何，都能以圣乐起承转合。

我亲身经历的司琴者不下数十位，然有此功底的只张帆行老师一人。其他的我不是说他们没有功底，一些是背不得谱，一些是缺乏灵气。可惜他老人家曾指点于我，当时我凭自己小聪明，把“Raffy”只学到第二册，就匆匆上阵，摩拳擦掌，学着他的样子在弥撒中伴奏起来。现在想起来，真是完全没有领悟其精髓，且腹中空空，实在是东施效颦而已。

每次大礼弥撒结束，我关上琴盖，自鸣得意地从修院石梯走下去时，他慢慢踱在我身边，说：“Domine mou ，今早格个几只和音不对（今天这几处和弦编配得不对），呒么（没有）转调。”我说：“张先生，能否帮我写下来？”过一天，他便把编配好的几行谱给我。

在我神学四年级时的一天，修院突然来了一辆外地车，把他接走了。院方说他退休了。就这么匆匆地，他上了车。我们一点准备也没有，不然还可以欢送一下。他的东西装了几只小纸箱。这大概是他在佘山修院教了十多年的书之后的全部私人物品了。他太节俭了，一年四季是一套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他应该有点积蓄的呀，比如教书的收入，比如翻译的收入，比如他编写过《拉丁大辞典》的收入。

据说，他的子女们在安徽老家很苦。他所有的收入，都是为了他的几个孩子。

哎！张帆行老师，我心目中的“大师”，也是一个像所有中国父母一样，万分疼惜自己孩子的人。他回老家后，没有一两年，就传来了去世的消息。

如今，谁还记得他？也许只有我这个不成器的学生。

当媒体铺天盖地在纪念大师们的时候，我也纪念我心中的大师。报纸杂志、电视新闻中的大师离我太远，我还是纪念与我亲近过的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