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2日，余打开电视，欣赏中央电视台十套《百家讲坛》。其时正由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解读《三字经》，这一节说的是隋唐旧事。讲到隋文帝杨坚之死，钱教授声色俱厉。大意说，文帝是他的儿子炀帝杨广害死的，这种说法由来以久，我也一直这么以为，只是钱教授讲得更为仔细。他说，史书记载，文帝是由杨广派亲信张衡进入住所，屏去左右，张衡衣下置杖，猛击文帝头颅，血溅屏风，冤痛之声闻于外，崩。讲解的时候钱教授还辅助肢体语言，渲染气氛，给人的感觉，杨广真的是极恶了。

　　听完之后，余不由对隋文帝之死产生兴趣。史书一般是为尊者讳的，即便是暴君，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也是需要尊重的。史书真的会这么写吗？如果真如钱教授所言，杨广杀父奸母，那实在是人伦所不耻，就算做了其它功业，也已经不能抵过了。他连做人的资格都没了，何来贡献？

　　于是来到书架旁，找到人民出版社出版，韩昇著的《隋文帝传》。果然，关于文帝的凄楚病情，著者以较大的篇幅进行叙述。对古今各种记载，都有涉及，终于豁然开朗。想起有一位作家的话，电视这东西是不可靠的，可靠的还是要有著作。特将韩昇先生书中的论说转述如下，读者当有自己的结论。要知道，电视的传播范围极广，影响巨大，须及时加以澄清。否则，以讹传讹，贻害无穷。

　　原来，钱教授所说的史书记载是马总的《通历》中写的，并非正史。属于文人墨客的加油添醋。这样的记载不只一处，象赵毅所著《大业略记》称：炀帝“召左仆射杨素，左庶子张衡进毒药。帝简骁健官奴三十人皆服妇人之服，衣下置杖，立于门巷之间，以为之卫。素等既入，而高祖暴崩。”在这本书，文帝又被毒死。总之，都是小说家言，都属传闻。小说家对炀帝个人进行丑化，影响到学术界，采传闻入史，硬要将炀帝弑父变为史实。其实，这些“考证”，宋代历史学家司马光已经作过，他当时拥有的史料笔记，远比今日丰富。排比之后，他在《资治通鉴》中写下：今从《隋书》。寥寥数字，作出最清楚的结论。

　　且看《隋书·高祖纪》对文帝逝世的记载。四月，文帝不幸在仁寿宫病倒。到了六月六日，朝廷宣布大赦天下。显然，文帝病重，故以大赦为他祈福。而且，当时记录下的天象称：“有星入月中，数日而退”。曲折地表明文帝病情严重。七月一日，“日青无光，八日乃复”，说明文帝已经病笃无望了。果然，到十月，“上以疾甚，卧于仁寿宫，与百僚辞诀，并握手欷歔”。三天后，也就是十三日，文帝崩于大宝殿，时年六十四岁。

　　实际上，就是以隋为鉴的唐太宗君臣，也没有一人指控炀帝弑父。当年，如火如荼的隋末大起义，成千上万的民众揭竿而起，不少隋朝官僚也趁势反叛，在全国上下一派声讨隋炀帝的声浪中，竟然没有一人揭露炀帝弑父这一富有鼓动力的罪行，可知当时并没有炀帝弑父之说。

　　而且，被后人指控为杀害文帝的凶手张衡，史书称他“幼怀志尚，有骨鲠之风”，他为炀帝出谋划策，夺得太子之位。炀帝上台后，打算建造汾阳宫，他进谏道：“比年劳役繁多，百姓疲敝，伏愿留神，稍加折损”。结果招致炀帝疏忌，后因谤讪朝政而被赐死家中。唐高祖李渊“以死非其罪，赠大将军，南阳郡公，谥曰忠”。如果张衡果真是弑君凶手，那么，唐高祖决不会为他平反，更不会给他“忠”的谥号，因为这是国家赖以维持的伦理道德问题，决不容有丝毫的含糊。

　　从其它记载来看，文帝病势加重后，太子广就开始进行防范万一的准备。这本来是正常而且应该的事情，但偏偏出了差错。太子广手书函给杨素，征询他对文帝后事的意见，杨素将外间安排情况回禀，没想到宫人竟然误送给文帝，这才激起文帝发怒，演出杨素调兵入宫的一幕。碰巧文帝在当天病逝，“由是颇有异论”（《隋书·杨素传》)，给后人留下广阔的想象空间。

　　由上可见，文帝之死并非如民间传说那样惨烈，杨广在文帝最后的日子里，基本是中规中矩。只是在文帝死后，开了杀戒，先是秘不发丧，矫称文帝诏令，缢杀大哥杨勇，后又逼死兰陵公主和驸马。文帝引以为豪的五个儿子，皆独孤皇后所生，四个废黜于骨肉相残之中。当然，作为帝王，这样的事似乎并不鲜见。只是历史任人打扮，时至今日，炀帝暴君的形象深入人心，恐怕很难翻身了。

    谨以文帝诗《宴秦孝王於并州作》作结:

    红颜讵几？玉貌须臾。一朝花落，白发难除。明年后岁，谁有谁无。

   唐阎立本作隋文帝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