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一个在长沙作记者的朋友突然发来SOS求救信号，他们尊敬的台领导交给了她一个光荣的使命，准备一个采访提纲上交审查，而对象则是即将在近日来长沙给政府官员讲学的易中天教授。

    作为一个本来已经“退休”近两年的前记者，突然之间要我打开尘封已久的新闻技能，似乎并不那么容易，加上就算是作记者的时候，我也没有列采访提纲的习惯，每回采访不过是事先了解些概况，面对对象的时候临时组织采访的问题。尽管不是易粉，但面对自己喜欢的领域——学术圈，又有某种热血在沸腾。在电话中，我设计了以下几个问题。

    其实对于此次易中天长沙讲学，我那朋友所掌握的信息很是不足，仅仅知道他是来给市政府的官员上课的，而讲课的内容、时间、地点均不清楚。而问题的关键则是要针对其讲学内容来设计问题。没有办法，只能靠猜的，在我的印象中，面对政府官员，易中天如果大谈三国似乎有些不合时宜，而联系他在《帝国的惆怅》中的观点，我到认为他更有可能讲诸如非典型性腐败或变法引发腐败之类的话题，毕竟这两点对于政府官员来说更有现实意义，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设定为：“在您的讲课中，往往都是借古讽今，能否请您依据您所提出的非典型性腐败这一论断，脱下历史的外衣，来为我们解构几个当下的腐败案例？”而第二个问题可想而知，只能是老生常谈的“您认为在古代，因变法引发腐败，那么时下，改革二十年来，也因为体制转轨滋生了一些腐败现象，诸如借改制之机大肆侵占国有资产等，您认为对比过去和现在，两者之间有哪些相似点，又有哪些不同点？”

    而在学术层面探讨一番后，其实作为媒体，更应该考虑到接近性的原则，作为受众的老百姓，或许更想知道一些新鲜的东西，特别是作为长沙人的易中天能否和湖南结缘的问题，同时这类问题也是比较容易通过考核，矛头也不那么尖锐的。为此我想到了一个俗套的不能再俗套的话题：“已经有不少学者如余秋雨、余光中在岳麓书院登坛授业，如果给您这么一个机会，让你在朱熹授课的位置上升帐讲学，您觉得您会讲些什么内容？还是三国吗？”而第四个问题则显得更加大众娱乐化一些，也或许问的易中天耳朵起茧了，即“很多外界评论将您比作学术超男，和时下娱乐圈里火爆的超女相对应，你觉得你们二者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和不同点吗？”

    如果换了是你面对易中天，你会问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