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社会文化回归，不是标榜、不是炫耀，是冷静思索后的痛悟自悔，“文化”应是本原，是一张影响决策的牌。
所谓文化，是一切群体的行为模式，是任何一群人之物质的社会价值。
北京电视台，一个首善之都的文化传播媒体，曾经陶醉于一台之下千台之上的虚荣里不能自拔，今天扪心自问，“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首都，我的观众！”蔡赴朝部长讲话中列举一系列令人痛心的数字，言：“食不甘味，夜不能寐。”
不是北京电视台缺少智士贤人，北京电视台也不乏影响广泛的佳作，令人称道的创意。当年的《开心娱乐城》可称开了中国电视益智类综艺节目先河；《今晚我们相识》首创电视婚介节目，被称为“电视红娘”；《大学生电视辩论大赛》造就了至今活跃在广播电视圈，让青年人追捧的何炅；还有《八方食圣》，一时间京城大小餐馆以能拿到金厨帽为荣。今天的影响全国的《南京零距离》当初是学习北京电视台《晚间新闻报道》后创办的。
然而这些影响一时的节目，在我台有的已销声匿迹，有些已影响不在，而这些出色的创意在其他台，包括中央台仍很有影响，如中央台现在的《满汉全席》成为一档很有特色的烹饪竞技节目。
究其原因，一是缺乏明确的节目定位导致盲目跟从，而驶入岐途；二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则做保证，出现了偏差，却无力纠正。三是生产方式的利益化导致小农作坊式的作茧自缚。从而导致拆东墙补西墙，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忙于应对的局面。缺少总体定位而失去核心，没有定力，沦为浮躁。
前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提出要关注“文化赤字”问题。与贸易顺差形成鲜明对比的文化逆差，令“中国制造”香不起来，因为“只有文化大国，才可能成为世界强国，谁开始喜欢你的文化，你就开始拥有谁。”
如今“韩流” 盛行，除了电视剧外，三星已经取代了日本的索尼成为世界第一品牌，中韩申遗之争的背后，韩国人不仅读懂中国的儒家文化，也读懂了世界潮流。韩国人今天不承认中医而改头换面叫韩医，说明文化的游戏的规则是发明人并非一定拥有的最终市场。
中国近现代最有强势的两大文化派别，京派和海派各自代表着其地域文化和表述方式，当然这至今还是见仁见智的话题，但两区域文化现象的不同是必然的。如今以东方卫视为代表的上海文广电，大有一拼“电视湘军”之势。京派文化的特点在哪？北京电视台定位在哪？诚然不能是人云亦云的片面追求，而是一种我们经常说的品牌意识，和如何建立一种科学理性的规则去保障。
北京的品牌不用打造，北京就是无可替代的品牌。当年一首《前门情思大碗茶》唱遍大江南北。郭德刚的相声，“五一”期间在我台创收视新高就足以说明具有浓郁京味特色的天桥文化是大众传媒应该传播的大众文化。关键在于如何弘扬。让最广泛的受众接受，而借以享受愉悦，感受美德。
今天再也没有人把《大长今》看成是一部韩国料理和内宫私情，而成了传播大韩文化的教科书了。
蔡赴朝的讲话如同给电视台击一猛掌，北京电视台该警醒了，北京电视台不是没有活力，而是需要激活，需要营造一个和谐的氛围和一心一意的环境。
一位太极武师对“和谐社会”提出质朴的阐述：和谐不是一个简单的力学平衡，关键在于个体内部，不修身不以致和谐，传统能内明外用，关键在于推己及人。
明确北京电视台的文化定位，找回自身的文化信心，真正树立起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让大家进言献策，奖励创意，弘扬创新，聚拢大家久已飘忽不定的人气。系统论认为再粗糙、简陋、迂腐的价值体系都要好过没有，缺乏定力的系统迟早要崩盘，没有定力，我们将沦为飘的人、飘的企业、飘的城市，文化是牵在手里那根绳子，希望能借此时之风把风筝放到高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