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解决外部性”还是“应对外部性”？

您说“难道就因为不能假定政府有权力且有能力去公正地界定产权，我们就干脆不解决雾霾之类的外部性问题了？”

我认为，对于外部性，人们以自己认为最经济的方式应对，我确实不是把外部性作为一个公共事件加以解决的思路，有意把“解决”与“应对”分开，但我也不否定人们会自发地组织起来通过公共治理的方式“解决”外部性，这种方式，由于其自发性，也可以视为“市场的”。这种方式不是首选，当然选择什么方式还是要由当事人决定。

对于于丹，我认为她带有“要求”的意思，比如要求人们如何如何…，而我是说人们会如何如何。

2、财产权与分配权问题

“完全根据政府或经济学家自己的‘成本计算’来确立产权”是指对“物”的产权界定，而不是对您说的“人力资本产权”的界定。我当然不否认有关人的权利是由契约、法律等确定的。“把正当性问题变成了一个与当事人的成本无关的问题了”也是指“物”的权利的界定，而不是对人来说的。

“分配权”这个说法有点奇怪，我没有使用这个概念，也未曾意识到有分配权。我认为这个概念的使用只会导致混乱，如您说的“最终以为分配权也存在产权运用时所伴随出现的外部性”，一会儿分配权，一会儿产权。

您说“人力资本的权利侵害问题根本不是外部性问题”，但广义上说，所有的外部性都是与人有关，用您的话说，是“对人力资本权利的侵犯”，按照您这么说，都要上法庭了。在我这里，上法庭只是一个备选项。

3、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

您说“经济人的假设根本不必然导致‘把个体的主观评价与企业家的创造性都排除了’”，经济人的定义多种，比如自利与给定约束下追求最大化的个体，我这里是后者，即在与企业家精神对立的意义上使用。

您说“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清楚地分析了存在交易费用时的‘科斯第二定理’，‘不能把产权界定作为一种解决‘现实问题’的原因之一’和“，‘社会总收益’的最大并不意味着对所有个体利益的最大”，这里误读我了，我的意识恰好是“即便按照科斯定理，也不能使用产权界定的方法，即用产权界定方法来解决外部性是误解科斯”

您说“难道雾霾问题背后的‘社会总收益’和‘社会总成本’是完全虚构的？”，我可以重复一下，这些概念当然是虚构的，因为成本与收益都是对个体来说的。

补充：不能用“人力资本的产权”来指代我说的“发挥企业家才能的权利”，前者本质上是一种物的权利，后者是对人而言的。奥派把人当人，一般不用人力资本或劳动力等要素意义上的概念。

4、初始产权与外部性产权？

您说“该文把‘初始产权’与‘初始产权使用过程中的外部性产权’完全混淆的结果”，即认为应该区分“初始产权”与“外部性产权”，我认为这种区分是武断的，是均衡思想的产物。产权是一个过程概念，初始设计的产权当然是考虑到以后的，但由于人的知识的有限性，人不能完美地确定产权（制度安排）以达到某个理想状态（比如解决外部性），无论是初始还是在使用中，因此产权过程也就是人的行动过程，也即市场过程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