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几期的《南方周末》上，两位重量级的学者，秋风和易中天就孔子和自由的问题进行了多次PK。秋风的意思粗略地可概括为用孔子的伦理，重构当前的社会秩序，包括解决当前社会人们道德心灵问题。秋风一贯重视传统，他认为自由的实现要延续传统，而他认为西周的封建制时代的自由，是现代中国社会最有能衔接上，也是最有可行性的一种自由传统。与秋风“回到过去，过去就是现代”的理论指向相反，易中天则注重“现代”，他认为的孔子的伦理和现代社会人们看重的自由平等有诸多的相悖之处，他更强调现代社会的法治（秋风当然也强调法治，不过他的“法”是“孔子的伦理”）。他们的争论其实是提出一个问题，中国人怎么才能实现自由？自由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是孔子的“伦理”，还是现代社会的“法治”？

伦理是一种传统，而据我理解，易中天说的“法治”其实也是“传统”，无非是更为西方的传统，因此，他们其实都共同地认为，自由是基于传统的，而传统，可以理解为自发形成的规则。但是，对究竟遵循哪一种传统的争论，忽视了重要的一点，即无论遵循何种传统，都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免于强制”，也就是说，在强制的状态下，对任何一种传统规则的遵循都是不可能的。如何消解强制，才是更为紧迫的问题。

当我们意识到，消解强制是遵循传统规则，进而获得自由的前提时，我们就要问这样的问题：孔子的伦理有助于我们消解强制吗？大多数人都会同意，维护等级制的礼治，无助于消除强制，相反，甚至是助长了强制，等级制度本身，就带有强制的性质。一个正常的人，不会说他喜欢生活在强制之下，或者说，他的自由就只需要上级给的那么多了，不需要再增加了。显然，强制违背人的“要获得更大的行动空间的，无论是思想的空间，还是物理的空间”的本性，而要消除强制，也必须依靠某种基于人的本性的价值伦理。有人会说，建立在普遍的人性基础之上的伦理是不存在的，但是，经济学已经为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提供了与普遍的人性相关的伦理，如尊重私有产权、尊重个人在自愿基础上达成的合约，告诉我们这些伦理与自由和经济发展的一致的，而强制，事实上是与这些基本伦理对立的。由于这些伦理来自对人性的基本认识，具有普适性性和科学性，因此，这套伦理要更高于某个人根据他自己的经验所得出的认识，高于某个民族、某个历史时期形成的道德规范，或者说某个民族当时的那套治理社会的规则。这里说得“更高”，不是“更先进”或“更高级”，而是更为“基础性的”，“更抽象”之意。尽管我们不否认，某个民族特定时期形成的伦理也有一定的普世性，或者，某个先哲也意识到了这种普世性的价值，但问题在于，先哲也是有局限的，他对某个问题的认识，会受制于他当时所处的时代，以及他个人能力的局限性，毕竟任何人都不是神。假如我们承认知识是进展的，那么非得说某个先哲比后哲都聪明，不是比说后哲比先哲聪明更为傲慢或更自负吗？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拘泥于某个先哲的观点。相比孔子的伦理，这套基于普遍的人性得出的普遍伦理，也是与经济科学的结论相一致的伦理，更容易被人们接受。

告诉现代人孔子究竟讲了什么，并不能治愈现代社会的道德危机。现代人的行为方式和思考方式，与已经根深蒂固在他们头脑中的观念（如“搞关系是很正常的”，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传统）和周围的制度关系密切，而孔子伦理的说教，对于改变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恐怕并无多大效果。“改变自己，也就是在重新诠释传统，再造文明”，秋风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传统不是客观的外部事物，传统在我们的观念中，同样的，“强制”的也不是外在于我们的东西，也是存在于我们的观念中，是我们的观念促成的。消除强制，需要人们自身观念的改变，需要道德自觉，这个努力方向是对的，但手段——孔子的伦理——值得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