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耳之言：政府关注民生具有误导性

   我和好友朱海就教授都认为，政府关注民生具有误导性,此论乃是基于经济系统中生产－分配同时决定所作出的推论。在当前财税制度和民主宪政有欠缺的情形下，特别宏观税负已经超过50%（见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报告，以及陈志武教授博客）的情况下，提出“政府关注民生具有误导性”似乎不合时宜。但是这种不合时宜乃是基于一致错误的财富分布格局而言的。修正错误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错误掩盖错误，这就是民生论；一种是扭转错误，转向有希望的方向，虽然貌似不合时宜。我们提出的论点恰恰是，放弃以错误掩盖错误，用错拿的钱搞民生。以突出民生关切来为超常的宏观税负提供合法性支持。政府强化再分配的本质是：用权力机构的信息和决策（决定一种收入分布后果）替代无超常宏观税负条件下市场分散化报酬系统以及慈善和非营利组织调整后的收入分布，这既是信息基础的替代其实也是决策模式的替代。说到底还是集中理性决策替代更大数量的分散的理性决策。

在尽可能少的公共权力干预的市场过程中，无数劳动契约谈判和企业家创新行为决定了收入分布，这是一个伴随着生产过程的同时性过程。这一过程也伴随着政府税收，但是税收是服务于市场过程的，它没有工具性作用，所谓税收的收入分配调节作用乃是“再分配经济学家”的以讹传讹。如果把税收当作调节所谓收入分配的工具，那么需要追问的是，这种工具操作的权宜性，必然传导和追溯到个人的财产权。如果把个人的财产权置于一个变动不居的权宜性政策操作工具之下，个人财产权利势必时时刻刻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于是合作体系因为再分配导致的不确定性伤及根本，从而又反过来损害所谓的收入调节。也就是说，税收工具化不具有自洽性质。

是“强化市场型政府”还是“强化政府型市场”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视角。税收工具化是强化政府型市场的一种自然的安排。税收本无罪，但税收工具化，为再分配服务，则伤及（罗尔斯）合作体系之根本。对于财产权利以及合作体系的伤害，权宜的重税甚于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