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去河南开封参加制度经济学年会，感觉和去年一样，大多数文章其实不能叫“制度经济学论文”，或者说基本上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论文，制度经济学的特色不明显。制度经济学区别于其他经济学的地方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研究的方法。新制度经济学，假如说有什么独特一点的方法的话，那么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应该就是演化的方法，但是问题在于这种演化的方法本身往往又是建立与新古典类似的前提假设之上的，即最大化、稳定偏好和均衡，这样，演化的方法和新古典又没有本质区别了。在这次会议中，有几篇论文是试图修正这个前提假设的，如福州大学周小亮教授的论文《基于偏好、偏好演化的偏好融合及其经济学意义》，他提出了“偏好融合”的概念，但是在我看来，在新古典的范式内部使前提假设复杂化，并不有助于理解复杂的现实，这种研究不能被视为是新古典的进步，甚至可以说倒退，因为这意味着新古典假设“简洁明了性”的丧失，并且这些假设并不能推翻新古典“一般意义”上的结论，要对现实有更好的理解，必须对新古典的假设进行根本性的改进，突破新古典范式的局限，把人看做是一个不仅仅只有偏好的人，而是“活的”人，也就是行为人，准确地说是主观的、有企业家创造性的人，我向周教授当面指出这一点，他同意我的看法。

二是研究的对象。制度经济学研究制度是天经地义，这次会议就有很多研究制度的文章，如土地制度、产权制度、金融制度、社保制度等等，然而，在我看来，他们忽视了对中国的制度经济学研究来说，最重要的制度问题，即我们共同面临的制度——公有制及其相关问题，特别是它对社会各个方面产生的影响的研究。

这次会议的很多文章使用了数学模型，“形式主义”的特征非常明显，我想指出这种方法的局限性，也是每一个研究制度经济学的人应该认识到的，即“由于他们最重视的‘制度因素’是不能量化的，更不能用数学符号表示，所以仅仅用‘可测量的变量’来研究他们关注的问题，必然会得出貌似科学，实际上荒谬的结论”。我注意到河南大学一位研究计量经济学的老师说，“计量模型的背后是函数关系”，这个结论很重要，它实际上指出了计量方法有着和函数方法相同的缺陷。而我们知道，社会现象与自然物理现象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是由函数关系决定的，这个问题哈耶克已经讲得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