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反对政府干预市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于稀缺的资源,政府的配置效率不如市场(企业家),也许你会说,政府配置资源更有助于“公共福利”,但你错了,恰恰是市场配置资源更有助于公共福利,因为市场是“消费者主权的”。在这点上,我们国家不象西方国家,他们的政府手里没有资源,而我们政府有很多,这也意味着他们政府更有可能是一个纯粹的服务社会的政府,而我们的政府会导致资源误配置。
企业家按照市场的价格决策,而政府官员不是以价格为依据的,这是政府官员与企业家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也是我们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的理由。企业家如果决策错了,市场会纠正它,而政府决策错了,没有纠正机制。因此,政府的行为往往是扭曲市场的价格,使资源误配置,使市场进一步丧失其功能。
我们要把企业家的“理性”与官员的“理性”区分开来,一个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企业家追求的是利润,要获得利润,必须讨好消费者,也即“消费者主权”,也就是说,企业家天然地是为“消费者”服务的;而政府官员,他不是以利润为目标,他有他自己的目标(如政绩,升迁等等),我们不否认他的动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消费者(百姓)考虑,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能保证,他的动机与市场的动机(企业家的动机)相一致?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两种动机有冲突,政府会损害市场机制是必然的结果。
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政府的行为也是有“助益的”,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如果仅仅是在公共品领域,那相对容易回答(要指出的是,政府的公共的动机也经常损害市场,损害消费者利益,如“学校搬迁”),如果是市场领域,就难回答,在发展中国家,政府的确扮演了推动经济发展的企业家角色,特别是东亚国家。也许,如哈耶克所说的,这是一个经验问题,而不是一个纯逻辑选择的问题,也即我们不可能在事先就确定什么情况下是好,什么情况下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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