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北京郊区土地利用的复原研究：利用地形图的实例*

（发表在《侯仁之师九十寿辰纪念文集》129-140页，学院出版社2003年，由于印数只有500，也未由CNKI等工具象检索期刊论文那样实现网络查询，自己摘要发表如下）与当时在北大的张莉博士合作

一、引言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对土地的开发利用以及引起的土地覆盖变化是全球环境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多元时空尺度上认识地球表面土地覆盖与土地利用演化过程逐渐成为地理学的热点问题。在遥感与地理信息科学的支持下，上溯年代尺度从15年、50年、100年、300年逐步推演到2000年乃至5000年，分别利用到遥感影像、野外考察记录、社会经济统计文献、地层沉积记录等多种信息源。在全球对比框架下，地方性案例实证分析是增加科学积累、完善研究方法的主要途径。本文探索性地利用近代地形图及相关资料，对比通过其他方法取得的成果，对近代时期北京郊区的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状况进行了具体的复原研究。

近代时期北京近郊的地域概念是清末京师的城属，即直隶省顺天府属大兴、宛平两县的一部分区域。[[1]]在1928年以后是北平市的四郊范围，相当于今市域的二环路以外及海淀、朝阳、丰台三个近郊区的大部分地域，面积为645平方千米，加上旧城区的62平方千米，民国时期北平市的辖区面积为707平方千米。根据1946年底的统计，全市人口168万，郊区人口45万，郊区人口密度700人/平方千米。其中平坦的南郊人口密度最高，为1060人，包括大面积园林的西郊人口密度最低，为468人。[[2]]尽管当时的北平城区已经进入近代化阶段，但是近代城市对郊区农业和土地要素的影响尚不显著，使之停留在前工业化的阶段。因此，以近代京郊为案例，对认识近数百年来中国北方的土地状况仍具有参考意义。

二、前期工作积累

北京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自辽金时期以来，一直是北方重镇或王朝都城，人类活动的地域特征明显，地段性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的互动关系演化过程吸引着多学科的关注，因而取得了丰富的科学认识。这些科学积累不仅具有认识论意义，是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基石，更具有方法论意义，有利于后续的研究工作能够融互贯通，相互借鉴，利用新思路、新资料和新方法取得进一步的认识。

1、自然地理与环境变迁的角度。邢嘉明、钮仲勋等学者分别开展过京津唐地区自然环境演变和历史时期北京植被的研究，从恢复原始植被类型入手，以历史时代为顺序，考察了城市形成与发展变迁对当地植被的影响，提出了军事行动、伐木造船、矿冶发展、兴建土木、修筑水利、伐薪做炭、农业开垦、病虫害等主要影响类型。[[3]]类似的还有于希贤对天然森林植被的破坏过程的研究。[[4]]李华章等对北京地区第四纪古地理的研究，主要采用古地理研究方法，关注新构造运动与地貌分异、古河道变迁、地层与沉积特征、古生物特征、人地关系等方面内容。[[5]]

2、农业经济史角度。邓亦兵曾对民国时期北京的农业进行过通史性的论述，根据近代文献，提出耕地与人口、主要农畜产品、农业生产力等要素的主要特征。结论是民国年间的北京农业对前代有继承和延续性，开始向近代农业缓慢迈进。[[6]]于德源的《北京农业经济史》的论述基本以清中期嘉庆年间为下限，未见清后期的内容。但是如果认为清季以来至1950年代期间京郊土地和农业的主体状态是基本稳定的，那末对清代前期和中期的研究还是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

3、城市历史地理的角度。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科体系中，以《北京历史地图集》为代表的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独具特色。而在以往的数十年间，以郊区土地利用为主题的研究却不多见。在相关积累中，似乎只有尹钧科的郊区村落发展史研究相对完整、深入。该项研究提出：在农业社会阶段，村落变迁与农业状况直接相关，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村落占地规模与耕地、人口等要素之间有理由形成动态平衡，渐渐趋于均衡状态。[[7]]

三、文献来源与研究方法

北京学者王灿炽和郗志群先后编纂了《北京史地风物书录》和《百年来北京史研究论著索引》，收录了北京历史与地理主题的绝大部分原始文献和研究论著，为同行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1、近代北京土地主题的主要文献

《光绪顺天府志》，其中的地理志和食货志中包含对土地的记载；

《清末北京志资料》，包含农业和园艺的内容；

林传甲编《大中华京师地理志》，在城区之外，记录到四郊的城属地区；

林传甲编《大中华京兆地理志》，记录范围包括大兴、宛平等京兆属县，是全面认识北京今市域近代地理条件的基本文献；

北平市土地局编《土地特刊》，1928年发行，是采用科学体系和统计数据记录北平土地特征的最早文献；

《北平市政府统计特刊》第三号《农业田赋统计》，1935年发行，在全面统计的基础上提出对京郊农业与农民的特征分析；

《北京市志稿》，沦陷时期编纂，包含农业与土地的内容；

北平市工务局编《北平市都市计划设计资料》（第一集），1947年发行，是记录北平城市与郊区状况的完整文献。

2、对近代地形图的进一步考察

笔者曾对近现代时期北京地区的地形图做出过系统的查阅和复制。[[8]]由于民国时期分别以北京和南京作为都城，所以北京与华北地区、南京与江南地区的地形图测绘相对全面，从1：2.5万到1：100万比例尺，从地形图到水利、城市地图，主题丰富，内容多样。而其他地区的地图的种类和数量相对减少。根据工具书《舆图要录：北京图书馆藏6827种中外文古旧地图目录》的介绍和笔者在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地图档案库的查阅，发现近代中国在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测绘成图质量存在显著的差别。1：5万比例尺地形图基本覆盖东部和中部各省，1：2.5万比例尺地形图只覆盖华北和江浙的局部地区（参见表1的统计）。因此，有效利用相对规范的近代地形图，有条件地选择东部若干典型地区进行近百年尺度的土地覆被/土地利用状况复原研究，在资料方面是可行的。

3、面向土地覆被复原的研究方法

在上述前人研究积累中，加上笔者曾经进行过的“人类活动与历史时期鲁南山地森林植被的变迁”研究，[[9]]主要采用了事实枚举和合理归纳、演绎的方法，从有限的已知事实推断无限的未知要素。无论是地层采样、古河道复原、文献翻检、史料统计等途径，主要是以点状、线状描述和记录来进一步合理推断该地理要素的面状分布状况，即使在地层上加密采样，或者穷尽历史文献记录，也难以达到目前以遥感影像为信息源，全面记录和监测地理要素的面状空间展布的水平。此为研究方法受制于资料和信息源的实例。

此外，明清以至近代的土地或耕地统计也相对粗疏而多变。在不同时空尺度中，在“亩”、“顷”、“丁”等关键度量概念上存在多种不确定因素，从行政区的面状统计以求得对土地特征的总体认识也是相当有限的。因此，以有限的样点记录或粗疏的农业统计去解释北京城郊或北京地区这样相当广袤的地理区域中的现象与变迁还存在的认识难以深入的问题，解决这类问题的尝试就是发掘新材料，使用新方法。在此，笔者实践的就是利用近代地形图对地表特征全面记录的有利条件，有效复原地形图覆盖区域的近代土地状况。

四、近代时期京郊土地覆被的复原案例

1、土地类型多样化的古地理背景

由于北京城区及近郊区主要位于西山山前永定河冲积洪积扇上，因此古河道变迁复杂，分别有6条永定河故道穿越。它们分别是：（1）早全新世时期由石景山向东北方经海淀到温榆河的古清河，（2）中全新世时期由石景山向东穿越市区的古金沟河，石景山经半壁店后分别汇入北部高梁河和南部玉渊潭的古金口河，（3）晚全新世时期由三家店向东南方的漯水、石景山经衙门口至丰台的无定河、今永定河东侧的浑河等。[[10]]古河道时代跨越数千年，多级冲积扇相互复合，冲积地形高低错落，造成微小地貌起伏。河相沉积有砾石层、含砾砂层、细砂层、含泥砂层、砂质粘土层等类型，为地表土壤物质和植被类型的多样化分异的主要因素之一。

2、作为基底的清代京郊土地利用结构

在前工业社会时期，人类对土地的利用方式主要是以农业生产为核心的耕作、居住、水利、园林等。根据《光绪顺天府志》和《清末北京志资料》的记载，直至清末北京郊区的土地类型有：农田、林地、蔬圃、花园、交通用地、居住、宗教建筑用地和荒地等。[[11]]

在京郊土地利用结构中，耕地和园林地始终占有很大比例。据文献记载，明中期的弘治年间，顺天府官民地计68720顷14亩，万历年间，官民地计99583顷。同时还有用于养马的荒草地8080顷。[[12]]清初原额地81598顷57亩，由于圈占旗地达75046顷69亩，实剩民田只有6528顷39亩，多为荒滩贫瘠之地。[[13]]在清朝中期的嘉庆年间（1820），耕地62121顷47亩。光绪年间达到66209顷8亩，加上旗租地14429顷79亩，内务府稻田108顷9亩，共计耕地80746顷96亩，与明后期的耕地规模相当。[[14]]虽然限于折纳田亩面积的因素不易确定，不一定能够准确复原实际耕地面积。但由此可以推断，在封建农业生产力条件下，京郊及顺天府属地的耕地规模在明清时期维持着动态的稳定，没有很大的开辟新增耕地的空间。[[15]]当地的农产品以高粱、粟米、小麦和筱麦为主要作物，旱稻、玉米、甘薯等作物间有种植并日益推广。京郊多菜园、果园、花园等非粮食作物用地，也是适应土地类型多样化的结果。

清代北京城郊土地利用另有两个由于临近“京师”产生的特点，一是西北郊依山徬水地段园林化，保留了大面积的人工植被和水面，限制着农业垦殖；二是京师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的丧葬、寺庙用地面积很大。与陵园、寺庙等地物相关的次生植被占地广阔，松柏林地和荒滩坟地众多，以“坟”命名的地名很多。清末时期，“城内外之地常见数十羊成群吃野草，乃已卖给零散肉店者，或即将贩卖者，只暂时畜养而已。”[[16]]因此，京郊平原地区的垦殖率有理由低于华北平原的一般水平。

3、近代以前北京近郊的植被类型：空间分布与组合特征

北京地区的地带性植被是暖温带落叶阔叶林、灌丛及草原植物，由于气候与地形因素的作用，植被类型多样。在海拔500-600米以下的低山丘陵地带主要是次生落叶灌丛或灌草丛，以阔叶的栓皮栎（Quercus veriabilis）、檞树（Q. dentata）和檞栎（Q. aliena）为建群种，其他阔叶树种有栗、榆、杨、柳、枣、柿、榛等种类，针叶树种有油松（Pinus tabulaeformis）、侧柏（Platycladus orientalis），分别适生于阴坡和干旱的阳坡。在平原区以人工植被为主，只在山坡、荒滩、河滩地留存半旱生天然植被或次生植被，以荆条（Vitex chinensis）、酸枣（Zizyphus spinosa）、二色胡枝子（Lespedeza bicolor）、白羊草（Bathriochloa ischaemum）等为优势种，间有平地松林分布。土壤类型主要是潮土，生境相对干燥、贫瘠。

在千余年来人类活动的作用下，天然植被已不复存在，次生植被的恢复过程比较缓慢，植物群落由中生阔叶林地向旱生、半旱生灌草丛方向演替。[[17]]在笔者居住的西郊五棵松、玉泉路及以西的八宝山一带，在五棵松路、昆明湖南路的两侧，至晚在1980年代还保留着少数次生油松、侧柏和杨树疏林，道路两侧有1-2米高的荆条灌木带，间有乱坟岗地和低缓坡地。在西郊公主坟、八里庄、蓝靛厂一带，都有成片的松树林、柏树林、荆条灌丛和坟地，荒凉之中又体现出京郊土地占用的特色。

在清代以前，京郊由于人类开发造成的植被变迁主要表现在平原的局部耕作、山地植被的砍伐。在明代，北京附近的大兴、宛平、通州等处还有用于养马的草地8080顷。在清朝初期，由于圈占旗地对农业生产的破坏作用，次生旱性植被应该有更大面积的保留。

4、与土地开发直接相关的村落状况

据尹钧科的研究，清朝前期经大面积“圈地”以后，大量原汉民村庄转变为皇庄、旗庄、或“旗下村”，满汉杂处，旗屯星列。清中期以后的京师人口发展带动郊区村落进入发展高潮期。内城旗人的贫乏兵丁由朝廷迁居城外，演变为“营房”之类的新聚落。清后期，贫困旗人在近郊已经无力置业，只能进入周边山地乃至塞外屯驻。[[18]]由于这些旗营村落（如西郊蓝靛厂、蓝旗营、六郎庄等处）有别于农民人口增殖引起的村落扩展或新建，村落人口由不以务农为主业，新垦耕地没有显著的增长。只是村落建设和伐薪烧炭会影响当地及临近地区的次生植被，围绕村落出现零星的人工疏林、果树林和丧葬用地。[[19]]

5、民国初期的京郊土地利用类型结构。

到民国时期，由于社会变革等因素的影响，京郊的土地利用类型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除了传统的农业用地之外，由于工商业的发展，交通用地和工业用地的扩展是这一时期的特点。总之结合历史文献和现存地图来看，民国初年京郊土地利用类型主要有：旱田、水田、园艺、公园、林业、工厂、交通等。

5．1京郊农业用地的结构和特点：

根据1935年和1938年的农业和人口统计（表3、4），郊区农业用地总耕地亩数为258807亩，总人口为216649，人均耕地为1.19亩。农业用地只要分为旱田、水田、园地种。其中旱地为223629亩，比例为86.4%；水田为10203亩，比例为3.9%；园地24986亩，比例为9.7%。由于北平周围不同的地理条件，与之相适应，四郊的农业土地利用也各有特点。《北京市志稿》记载“东郊多苦水，不宜园艺。居民多种旱田，近河处亦略有水田。……南郊西高而东洼，进城村胡多业菜园，离城愈远，则菜园减少，旱地愈多。有水田者，为西郊之万泉寺及杨桥等村。……镇国寺亦难，土壤较优，珍贵之花草植焉。西南为杀敌，多种杨柳，中亦颇有美田。……（北郊）水田较多，养鸭之业亦盛。蔡玉纳泽在近城数里之内，……旱田多在郊之中部，……西郊虽大，而向来种植仅限于南部，……因水流较多，稻田发达”。[[20]]

京郊耕地数量空间分布的一般趋势是：以蓝靛厂、六郎庄为代表的近郊地带人均耕地不足1亩，人多地少，劳动力很多到城里谋生；以西郊鲁谷村（属宛平县）为代表的远郊地区人均耕地大于1亩，农业状况与华北平原接近。由以西郊挂甲屯村为例，当地耕地面积增加的主要途径是开垦临近村落的坟地、荒地、寺庙用地、清朝皇家用地等等，1926-1943年间的耕地面积扩大5倍。[[21]]这证明本世纪初的北京近郊尚保留着大量的非农业用地，农业生产并不是维持当地经济的主要因素。

近代京郊农作物结构中，以耐旱高产的玉米、高粱、谷类和小麦为大宗，1943年的种植面积比例依次为22%、7.3%、18.7%、18.9%，亩产量依次为111斤、85斤、94斤、68斤。加上棉花播种比例为3%，以白菜、萝卜、菠菜、韭菜为大宗作物的菜地占17.8%。还有以鸭、鸡、猪、羊为主的家禽家畜饲养和以骡、马、驴、牛、骆驼为主的牲畜饲养占用少量临近村落的土地。（以上的数据来源？）

北平京郊的旱田主要种植小麦、玉米、谷、高粱、黄豆、芝麻、白薯、大豆、花生、棉花等；水田为稻田；园地主要种植各种水果、蔬菜及作为出售的观赏花类。

5．2北平郊区其它土地利用：

除了农业用地之外，京郊还用林业用地、公园用地、工厂用地等类型。由于受史料的限制，对这些用地的比例无法用数字统计。

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北平开始大规模展修马路、修筑铁路，交通用地在京郊土地利用结构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1906年的奏文称“京城内外道路，将次修理平坦，而十六门以外尚付阙如。”[[22]]民国初年，除展修京城内外的马路外，开始修筑环城铁路、京畿铁路。1918年，京汉铁路的一条呈文称“本路附近京畿一带圈用土地，除民地外，向有旗地、官地两项”。[[23]]

到民国时期，清代的皇家园林大多变成了可供平民使用的公园，因此林业占地结构中公园就代替了皇家园林。林业占地类型主要有公园、林场和坟地附近的林带。从《北京市志稿》中统计，当时北平共有公园14处，农事试验场一处及农事试验场苗圃3处。[[24]]

民国初期，工业用地也以缓慢的速度扩展。崇文门外后池附近为丹华火柴公司，崇文门外西城根有镇东铜铁厂，南下洼有光明玻璃料器工厂，东郊有边防被服厂、国立兵工厂，西郊有呢革汽水厂等。[[25]]电灯公司总厂面积占地16亩，分厂面积300亩。[[26]]

6 京郊土地覆被变化特征：结合地形图判读的结果

自19世纪末期，北京城市近代化进程开始，京郊土地覆被类型与空间组合出现了以下变化特征，在1：2.5万和1：5万比例尺地形图上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表现。

（1）普遍性的读图内容

在工业化以前，京郊平原地区的主要土地利用方式是农业耕作、居住和园林。在地形图上，普遍将水田、苗圃等地物标识出来，对大面积的旱地未作表示。可以根据地方志和市政统计报告，将地形图上大片连续平坦的空白地段判断为旱作耕地。在一定地域范围内，耕地、村落、乡间道路和寺庙、坟墓、林地等地物构成合理的地域空间组合，符合当地近城型郊区农业经济的发展水平。

（2）以铁路为代表的近代交通发展

京奉、京汉、京张（京绥）、京门（门头沟）等线铁路及附属设施的修建，直接或间接地改变了沿线地带的土地利用/土地覆被状况。例如京南的丰台镇、京北的清河镇。京郊新建公路以双线表示，以前的大车道则与宽阔土沟相伴，此为华北土质道路年久成沟的特点。

（3）与城市近代化相关的郊区土地利用多样化

除耕地之外，北京郊区由于近代化进程出现的新型地物主要有北郊的兵营、西郊的农事试验场、莲花池畔的跑马场、西郊的清华园和燕园大学校区、沦陷时期的东郊工业区和西郊新市区、南苑的兵营和飞机场。这些非农业地物显著地改变了原有用地类型，又没有带动临近地段地农业耕作。在1950年代以后，多数地物的规模增长，相关人口增加，成为当地城市化发展的生长点。

（4）区域土地覆被特征

近现代及以前一段时期京郊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的显著特征有：一是西部的山地、丘陵、河滩地段不适于农耕，保留着次生植被或人工植被；二是附属于京师王朝统治的大量园林、湖面、寺庙、陵寝、墓葬、兵营、道路、河渠等地物占据着相当大面积的可耕土地。大量非农业占地的存在使京郊土地垦殖率低于华北平原的一般水平。这种情况延续到近现代时期。完整而相对直观的地物是颐和园、圆明园、北苑、南苑等处，零落散布的是大量的寺庙及相邻的松柏灌丛植被、墓葬及相邻的次生植被（乱坟岗地），在大比例尺的地形图上都有清楚的标注，在北京西郊尤为显著。

五、结论

北京近郊平原的地带性植被是森林、灌丛及草原、草甸和沼泽的交错与结合。在长期的人类开发活动作用下，平原地区的宜农土地被开垦为耕地，荒地荒滩等处保留着半旱生次生灌丛草地。又由于皇家园林和大量墓葬、寺庙、花圃等土地利用方式的作用，至晚到近代时期，在平原地区还保留着大面积的非农业植被和非农业用地方式。在复原近代北京郊区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状况的过程中，近现代时期的大比例尺地形图是一个有价值的信息源，直观、准确地展示出地方志与市政统计文本难以记录的可视化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