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高兴的看到复旦友人新作《荒漠 水系 三角洲--中国环境史的区域研究》(ISBN 978-7-5439-4288-2,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0)。乐意写几句感受。一是与作者有着近似的经历，从自然地理走向历史地理，及其他领域；二是近似的参加过中组部“博士服务团”投身西部开发、建设和研究（友人在青海，我在甘肃），对西部的山川环境和人文民风有着亲身的经历。作者研究了五项内容，一是毛乌素沙地与明清垦殖，二是贵州石漠化的人文因素，三是青海早期现代化，四是黄河长期夺淮，五是黄河三角洲及长江口，附论环境史研究动态和讨论。我的第一感受是筚路蓝缕，跋涉山林，所得已觳hú；也许为了图书可读性等原因，历史文献的引用和脚注解释不像学术论文那样详尽，依然体现出作者对地理环境要素的认识以及对文献记录的全面把握，对历史地理、区域开发、环境史以及地图方法的运用和表达。

我最早接触环境史，一是作者也引用的1994年Williams: the relation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 JHG, 1994(20):1，对两者关系进行了不列颠式的复杂思辨分析，未明所云；二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刘翠溶主编的《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作者用个词是“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学术景观。再早几年，与之相关的还有个名词“历史自然学”，天地生人广阔领域的自然史综合研究。有次留心国内“自然博物馆”的翻译，英文都是museum of nature history。当时的一个印象，就是地理环境变化这一客观本体，从不同的学科、用不同的方法去认识，就出现了不同的名称和内容的侧重，不一定是客体本身是多么复杂。

环境史的区域研究个例是作者深入的领域，没有深入毛乌素、贵州石漠、青海高原以及亲自翻检第一手资料，看着只有学习和领教的份儿。对学科的认识和方法论具有共性，还可以看到些问题并提出来讨论。一是历史地理学“由于关注的对象的二元化，早期的大部分研究不太关注自然和人文变化的互动关系（323页）”。我记得1962年侯仁之先生提出“研究历史时期主要由于人的活动而产生或影响的一切地理变化”，1962年谭其骧先生提出“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都化解了“二元化”问题而密切关注人地关系的。二是“明确环境史研究的目的十分重要，这个目的是对现实环境的关怀”，更客观地了解环境变迁过程。不过，“进一步的目的”是去“完善人类史的研究”，还是经世致用地帮助解决现实面临的环境问题呢。作者没有再往“人类史”延伸了。

看到贵州石漠化、青海早期现代化的研究，回想我在甘肃陇南山区及陇东南、秦巴山地，面对着山大沟深的环境，面对着地震后恢复重建的任务，脑子里经常闪现从地理学、环境学、测绘学、遥感以及各种科学技术去体现“对现实环境的关怀”，加快科学重建，并且落实几篇个人的区域研究论文。但限于能力和认识水平，限于挂职的工作职责，只是作了促进地方测绘事业、进行白龙江河谷地质灾害调研等有限的工作，把地方历史地理或环境史的研究，介绍到兰州大学地理系、陕西师大的有关机构去关注。在兰州大学看到有项历史气候的研究，从陇南武都万象洞石笋氧同位素进行古气候重建及历史气候研究，论文发表在《科学通报》及NATURE杂志上，不知是否能归入“环境史”的范畴。

并且还有更进一步的问题，大学学者提出的环境史研究，除了学术成就外，不太可能直接关怀到具体的区域上去，需要层层的蔓延和科普，进入到地方管理者、开发建设者、环境保护者的头脑，渗透到地方实践者的行动中，才体现出“对现实环境的关怀”。写几句感受，也是希望加快这一知识传播的进程。面对着茫茫的黄土高原及秦岭、米仓山，时时感到地理学、环境保护及地方经济发展、人文关怀、环境关怀等等，“知易行难”，任重道远。也许带有地理学素质的地方官、重大政策和项目的决策者，是实践“环境关怀”作用最大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