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与众多古迹的都城，文化渊远，韵味浓厚，特色鲜明。举凡历史、宫殿、园囿、文学、戏曲、曲艺、饮食、民居等等方面都有着令人羡慕和敬仰的成就，得到了世人的承认，有着深远的影响，而在其中有一支被明显冷落的文化同样有着自身的特色，远远不及其它文化的显赫与受人重视，这就是坛庙文化。

 

一．坛庙的内涵

    坛庙是中国古代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建筑文化中更是不可或缺的内容。坛庙在形式上是建筑，而在内涵上是文化，是以一定的建筑形式为载体的文化，它是“一种介于宗教建筑与非宗教建筑之间，具有一定国家宣教职能的建筑。坛庙建筑中供养对象是天上神仙或已升天的人间伟人；有一套敬神的仪轨及节日；崇拜的目的是求福保安，这些特征与宗教要求是相类似的。但它又不完全是宗教建筑，因为在坛庙中没有类似僧、道、阿訇等宗教职业者；也没有宣传神佛信仰义理的经书、道臧等。”[1]

    坛庙是中国古代传统“礼”学范畴内的一类建筑，更进一步说是与儒家道统相关的一类祭祀性建筑，更多的具有国家宣教的职能。中国古代社会除以“礼”来制约各类建筑的形制之外，同时还有一系列由“礼”的要求而产生的建筑类型，庙、坛、祠等均属于这类礼制建筑。

北京的坛庙就是这样一种建筑。

 

二．北京坛庙的种类

    北京的坛庙从建筑本身的性质上可以分为皇家坛庙和普通坛庙两类。皇家坛庙是帝王家对天、地、祖先等对象举行祭祀典礼的地方。普通坛庙多数为民间祠庙，它们遍布城内外。与皇家坛庙比起来，民间祠庙在数量上成倍超出，而在建筑规模与等级上则大大不及，表现出更多的随意与朴素。

    北京的坛庙从建筑的形制上可以分成坛与庙两个大类，坛就是祭坛，庙就是祠庙；而坛和庙又可以细分成更多的种类。本文以建筑形制的特点来讨论坛庙的分类。

1．  祭坛

    坛，是中国古代用于祭祀天、地、社稷等活动的台型建筑。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坛，祭场也，从土，亶声，徒干切。”原来是指在平坦的地面上用土堆筑的高台。在我国古代，坛的主要功能是用于祭祀，所以就有了“祭坛”的名称。但在盟誓、朝会、封拜大的时候，古人也经常筑坛行事以此表示郑重，例如当年刘邦就曾筑坛聚会，拜韩信为大将。后来，坛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专用的祭祀性建筑；规模由简而繁，体型随祭祀对象的特征而有变化，或是圆形，或是方形。

    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大型祭坛的建筑和使用逐渐被统治者所垄断。其所祭祀的对象，也逐渐集中在天、地、日、月、社稷、先农等几种最高的自然神和带有浓重的自然神色彩的高级神祇上。有人间最高的统治者（或其代表）来主祭自然界中最高的神祇，这就使祭坛建筑在古代祭祀中占据了较高的地位与规格，拥有了一种不同凡响的神圣与至上，而这种特性，又是除了宗庙以外的其他祭祀建筑所没有的，因而，各种祭坛一般建筑在首都之内。北京现存的祭坛都很有代表性，以其祭祀对象的不同可分为以下几类。

1）天坛  

    天坛是以“天”作为祭祀对象的。古代对于天的称呼，据《周礼》上记载，共有三种；一是天或昊天，二是上帝，三是五帝，昊天是圜丘所祭祀的“天”。

2）地坛

    地坛是以“地”为祭祀对象的。方丘祭地是对与“上天”相对的“大地”的祭祀。

3）社稷坛

    社稷坛是以社神和稷神为祭祀对象的。社指某一片土地的神；稷指谷神，因为五谷生长于大地之上，所以也属于地神，常与“社”连为社稷，表示国家的政体，同时也就成为了国家的代称。

4）日坛

    日坛以“日”为祭祀对象。日，即太阳。古人对太阳的祭祀是十分重视的。

5）月坛

    月坛以“月”为祭祀对象。月，即月亮，是人们确定时间的重要标志之一，因而在人的心目中占据了一定位置，产生了崇拜，进而对其加以祭祀。

6）先农坛

    先农坛是以“农神”为祭祀对象的。农神，也叫“田祖”，又称为“先啬”，汉以后称为“先农”，通常即指教民耕作的神农氏。

7）神祇坛

    神祇坛包括天神坛和地祇坛两座，与先农坛在一起。天神坛祀风、云、雨、雷四神；地祇坛祀五岳、五镇、五山、四海、四渎之神。

8）先蚕坛

    先蚕坛是以“蚕神”为祭祀对象的。相传西陵氏嫘祖是黄帝的妃子，她是养蚕缫丝的始祖，因而被尊为蚕神受到历代妇女的祭祀。

 

2．  祠庙

    “祠”本是一种祭祀的名称，《说文解字》上说：“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词也”，后又演化出“祖庙”、“祠堂”的意思。它的世俗化色彩更浓一些。

    “庙”在《说文解字》中是这样表述的：“庙，尊先祖皃（即貌）也，从广，朝声，眉召切。”它的原始意义是指天子、诸侯祭祀祖先的处所，又叫大庙、宗庙。如青铜器“吴方彝”上的铭文有：“王各（来到）庙”，“敔簋”上的铭文有“王各与成周大庙”，这里的“庙”指的都是帝王的宗庙。“庙”内所祭祀的对象往往被认为是“神灵”，神化的内容显然比“祠”更多一些。

     “祠”与“庙”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不断发展与变化，内容更为丰富，从宗庙、祖祠逐渐延伸到各类纪念性建筑，主要是指在儒家道统大圈子内的各类纪念性建筑，一般把这一类古代建筑称作祠庙。

    北京的祠庙数量众多，种类繁多，特色鲜明，以其祭祀对象的不同可分为若干不同的种类。

 

    1）皇家神庙

    这一类祠庙有它们的特殊性，看上去是祭祀风、云、雷、雨等自然神灵的庙，从祭祀的神灵看与道教有一定的联系，但从实际的内涵看又与以儒家学说为统治思想的统治者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类祠庙主要是指北京城中的凝和庙（在东城区北池子大街，俗称云神庙，祭祀云神）、宣仁庙（在东城区北池子大街，俗称风神庙，祭祀风神）、昭显庙（在西城区北长街，俗称雷神庙，祭祀雷神）等，虽然是祭祀风、云、雷等自然神灵，但它们却是皇家的神庙，级别要大大高于一般的道教自然神灵庙，是直接属于统治阶级的，实质上是为巩固统治权服务的。

 

    2）祖先庙

   （1）帝王宗庙

    宗庙是古代帝王、诸侯祭祀祖先的场所，被视为统治的象征，具有特殊的神圣性和极其崇高的地位。   

   （2）平民家祠

    与帝王宗庙相对的是上至贵族官僚、下至黎民百姓的祖庙。这些庙被称作家庙、祠堂。祠堂依照宗族组织可分为宗祠（总祠）、支祠和家祠。北京的家祠数量不在少数，但规模都不是很大。

 

    3）圣哲先贤庙

    包括圣德贤王祠庙、各类名人祠庙，名人祠庙又可以分为忠臣祠庙和文人祠庙两类，这一类祠庙是为发扬历史上名人的可贵精神及杰出贡献而建立的，它具有广泛的纪念性、教化性、地方性、民间性与游览性。

   （1)圣德贤王庙

    圣德贤王是指我国古史传说时代的以“三皇五帝”为代表的一些领袖人物。现存于世的这些圣德贤王庙，诸如神农祠、黄帝庙、尧庙、舜庙等等就是对于“三皇五帝”的认同和纪念，这种认同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这种作用一直延续到今天。

   （2）忠臣祠庙

    祠庙中受到奉祀的忠臣义士，或与某些重要历史事件相关，或是与某一地点相联系。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赢得了民众的称赞和崇敬，他们虽然属于统治阶级，但都表现出一种巨大的人格力量注。作为文物，许多忠臣祠庙很好地保存至今，成为人们祭拜、缅怀的场所。

   （3）文人祠庙

    与忠臣相伴而行的文人群体中的杰出者，顽强地保持了视道义为己任的忧患意识，保持着作为社会良心和时代脊梁的可贵品格。文人祠庙的建立正是反映了普通民众对杰出文人的同情与景仰。这些祠庙规模一般都不很大，建筑也谈不上华美妍丽，但都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世界。

   （4）文庙与武庙

    文庙与武庙所祭祀的是孔子与关羽，因而又称作孔庙与关庙；他们也属于圣哲先贤，但他们与一般的圣哲先贤有所不同；孔子与关羽虽然是普通人，但他们已经被人们所神话，逐渐发展称为一类专门的祠庙，在中国占有特殊的地位。由于孔子与关于都是属于儒家道统中的人物，尤其是孔子更是儒家的创始人，因而这类祠庙也可称作儒家祠庙。

 

三．北京坛庙的特点

1．  祭坛

1）历史脉络清晰

    中国历史上祭坛作为礼制建筑出现，并对其形制、仪式做出相应规定大约是在西汉晚期。成帝建始元年（前32年）按阴阳方位建天地之祠于长安城南北郊。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当时身任宰衡的王莽提出设坛祭祀；并指出“圆丘象天，方泽则地”，这样便有了“圆入觚，径五尺，高九尺”的上帝坛与“方五丈六尺”的后土坛，并规定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后南郊祭天，北郊祭地成为定制。但不同时代、不同时期祭坛的层数、高度、坛壝及具体地点都不尽相同。早期的祭坛主要祭天地，后汉时在宗庙右侧建社稷坛，之后逐渐建立朝日坛、夕月坛、先农坛、亲蚕坛、高禖坛等奉祀不同对象的祭坛。祭坛的主要种类从魏晋时期开始基本确定下来，历代沿用直至明清，它们是：圜丘坛、方泽坛、社稷坛、朝日坛、夕月坛、先农坛、先蚕坛、高禖坛。但在不同时期，依照当时的具体情况又设立新的祭坛，如隋代有雨师坛、风师坛，唐、五代时有神州坛、五帝坛、腊坛等。

    北京从金代中都时期开始建造了各种祭坛。金人原本就有拜天的礼仪。海陵王天德年（1149－1152）以后才开始有了南北郊祀的制度，到大定、明昌年间（1161－1195）才建设完备，先后建有圆坛、方丘、朝日坛、夕月坛、高禖坛、风师坛、社稷坛。

    忽必烈建立元朝，定都北京后，仿效汉族的一系列祭祀礼仪，先后建立了郊坛、社坛、稷坛、先农坛、先蚕坛等，岁时奉祀。元大都的天地坛与金中都的天地坛有着明显的不同。金代天地坛设在都城的南北，而元代则把天地祭祀合并于南郊坛一处，即将地坛并入天坛之中，而形式完全采取天坛的形式。

　　明清两代的祭坛名目与地点基本一致，建筑规制前后略有变化；这些祭坛是：圜丘坛、方泽坛、社稷坛、先农坛、朝日坛、夕月坛、先蚕坛、山川坛、神祇坛、太岁坛、高禖坛等。

    金、元时期北京的祭坛已无遗迹可寻，而明、清时期北京的祭坛大部分保存完好。这些看似普通实则意义非凡的建筑对我们理解古代的祭祀礼仪起了很大的作用。

 

2）建筑特色鲜明

    中国古代祭坛的建筑与其它古代建筑有着明显的不同，全部建筑分布较为松散，极力营造一种静谧、肃穆、庄重的氛围。北京现存的这些祭坛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特色。

    中国历代各种坛的建筑制度有所不同，坛坐落的方位各个朝代也并不相同。清代分布于北京城内外的坛有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祈谷坛、社稷坛、先农坛、天神坛、地祇坛、太岁坛、先蚕坛，其中天、地、日、月坛分别位于都城的南、北、东、西四郊。

    祭坛建筑有着广义与狭义的分别。坛既是祭祀建筑的主体，也是整组建筑的总称。狭义的祭坛仅指祭祀的主体建筑－－或方形或圆形的祭台，而广义的祭坛则包括了主体建筑和各种附属建筑。按后一种含义，它包括许多附属建筑。主体建筑四周要筑一至二重低矮的围墙，古代称“壝”，四面开门，墙外有殿宇，收藏神位、祭器；又设宰牲亭、水井、燎炉和外墙、外门。壝墙和外墙之间，密植松柏，气氛肃穆；有的坛内设斋宫，供皇帝祭祀前斋戒之用。整个建筑群的组合既要满足祭祀仪式的需要，又要严格遵循礼制。以现存北京的明清天坛为例：狭义的天坛即指圜丘坛，而广义的天坛则包括了圜丘坛、斋宫、祈年殿、皇穹宇、宰牲亭及其他所有建筑物。

    作为建筑主体的坛来说，它的建筑形式可以说是较为简单的。一般为方、圆两种造型，主要是依据古代的阴阳五行学说而来。坛最初是堆土而成，所以唐代的颜师古说“筑土为坛”，极为简朴，后来才演变为用砖石包砌，并不断用各种不同的手法加以装饰。坛基本为露天建筑，以体现出人要直接与神灵对话的思想。又依据祭祀的等级，坛有层数的分别；以清代祭坛看，天坛为三层，社稷坛、地坛为两层，日坛、月坛、先农坛为一层。层数的多少，完全是依照当时统治者对所祭祀神的等级的规定而定的。

 

3）祭坛种类多样

从坛的形状上看，有方形的坛和圆形的坛两种。圜丘坛一般都是圆形的，以明清时期的天坛圜丘为典型，地坛、社稷坛等就是方形坛。

    从坛的祭祀对象上看，有祭天的圜丘坛，有祭地的方泽坛，有祭月的月坛，有祭日的日坛，祭祀先农的先农坛等。关于从祭祀对象来看祭坛的种类，上文已经提到，种类是较为齐全的。

从坛的建筑质料上看，早期的是以土和石为主的祭坛，进入封建社会以后，

从遗留的实物来看，基本上是以石头为基本材料的。目前北京保存的祭坛基本是以石头为主要材料建造的。

 

4）祭祀礼仪严格

    单纯的祭坛建筑并不能完全体现它的功能与价值，它要与具体的祭祀礼仪结合起来才能达到其目的。因此，历代统治者对祭坛的祭祀礼仪极为重视，对于神位的尺寸与文字的书写、祭品的备办、祭祀日期的确定、祭祀礼仪的演习、斋戒的内容、祭祀大典礼仪程序都做出了严格而繁缛的规定。

 

我们以明代为例看一看有关的具体规定。

1．  神位

    不论祭祀哪一种神灵，都要供奉神位。天、地、祖宗的神位叫做“神版”，其余的都叫做“神牌”。关于神位的尺寸也有严格的规定，不同的神位的尺寸并不相同，如天坛圜丘的神版长二尺五寸，宽五寸，厚一寸，座高五寸，用栗木制成，中间写着“昊天上帝”，黄地金字；而社稷坛的神位则高一尺八寸，宽三寸，朱漆地金字，显然有了等级的差别。

2．  祭品

    祭品即祭祀所供奉的物品，包括礼器、食物、玉帛等。

    礼器是指盛放献给神祇食物的器皿，有笾、豆、簠、簋、登、爵、鉶，不同的神祇所使用的礼器的种类与数目也不同。这些礼器从洪武三年（1370年）开始都用瓷制成。

    食物又分为牲牢、酒以及称为“笾豆之实”的各种食物。牲牢指牛、羊、猪。牲即牺牲，是祭祀用的大型肉食动物，牢指太牢、少牢。祭祀时用牛或与羊、猪同时做为祭品称为太牢，用羊或猪做为祭品称为少牢。对做为牲牢的牛羊、猪要严格挑选；就牛而言，首先得是公牛，皮毛要纯净，选好后精心喂养，如果有一点损伤，都要立即更换。

    前面列举了各种祭祀用的礼器，这些礼器当然不能空着去献给神灵，因此要装满各种美味，并且不同的礼器内盛放不同的食物，称之为“笾豆之实”。如笾里边盛放形盐、薧鱼、枣、栗、榛、菱、芡、鹿脯、白饼、黑饼、糗饵、粉糍等。笾、豆的使用数目也随祭祀等级的高低而变化。

    玉帛指玉制的礼器和丝织品。玉器包括苍璧、黄琮、圭，分为三个等级：上帝用苍璧，皇地祇用黄琮，太社、太稷两圭有邸，朝日、夕月圭璧五寸。不同的神使用不同颜色的丝织品，上帝为青色，地祇为黄色，社稷用黑色，大明用红色，夜明、星辰、太岁、风云雷雨、天下神祇用白色，五星用五色，岳、镇、四海、陵山以其所处方向代表的颜色为准，四渎用黑色，先农用青色。

3．祭祀日期

    日期由钦天监选择，太常寺预先在十二月朔到奉天殿向皇上汇报；洪武七年（1374年），皇上命太常寺把议定好的祭祀日期写出公布，按时祭祀。每当祭祀的时候，还有专门的官吏监督，如果有不恭敬的还要治罪。

4．习仪

    在正式祭祀的前6—7天，文武百官要演习祭祀礼仪。

5．斋戒

    斋戒是祭天大典之前对主祭者－－天子的要求。祭天之前斋戒沐浴以示对天的虔敬，是祭礼的前奏。斋戒分为散斋四天，致斋三天。在此期间，皇帝要做到不饮酒、不吃荤、不看病、不吊丧、不听音乐、不理刑名，专心致志，心中默想要祭祀的神灵，就如同神在自己上下左右一般，并且要在斋宫内进行。

6．祭祀大典礼仪

    古代的祭坛礼仪是颇为隆重的国家祀典，受到历朝历代帝王的高度重视，其中尤以圜丘祭天最为重要，也最为繁缛隆重。

　　祭天仪式从冬至日拂晓开始，整个仪式在赞礼官的指挥下进行。祭天大典分为迎神、奠玉帛、进俎、行初献礼、行亚献礼、行终献礼、撤豆、送神、望燎九项程序，直到祭品焚烧完才算结束。祭祀过程中，皇帝要率领文武百官不断跪拜行礼。

　　

2．  祠庙

    由于历代京师多设在北方，祭祀活动也因朝廷的关系而显得极为隆重。北京长年作为帝都，且又延续到了封建社会的末端，重要的祠庙祭祀遗迹留存较多。

从北京现存祠庙的情况看，祠庙种类较多，规格较高。从种类上看前面所列的几种祠庙在北京都能找到，但最有北京特色的祠庙还是帝王祠庙、儒家祠庙和名人祠庙。建筑等级和祭祀等级都很高的祠庙较多，如太庙、历代帝王庙、国子监孔庙、于谦祠等都是属于国家祀典的行列。凡此种种，代表着北京祠庙文化的主流，浸透在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的生活之中。帝王祠庙以现存唯一的皇家宗庙—太庙与历代帝王庙为代表，包括各类王侯家庙；儒家祠庙以文庙、武庙为代表，包括其它各类含有儒学内容的祠庙；名人祠庙以文天祥祠、于谦祠和顾炎武祠等忠臣、文人祠庙为代表，数量与种类最多。

    帝王祠庙数量少，但等级高，建筑华丽，政治地位显赫。

    儒家祠庙中最突出的就是文庙和武庙。文庙以国子监孔庙为代表，除此以外其它尚存的还有房山文庙、密云文庙、顺义孔庙、通县文庙等。武庙现存的数量要远远多于文庙，保存数量多是北京武庙一个突出的特点。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特别是在明、清两代对于关帝的祭祀尤为显著。从皇家公侯直至平民百姓，都把关帝奉若神明，岁时祭拜。明朝在皇宫中和皇城各城门都供有关帝像，清代甚至在号称“万园之园”的圆明园里也建有几座关帝庙；而民间的关帝庙更是为数众多。据《京师乾隆地图》记载，当时北京城内的关帝庙有116座，占全北京城庙宇总数的近十分之一；如果把郊区的关帝庙也计算在内，恐怕要超过200座了。关羽庙数量多，名称多样，种类各异。在许多佛寺和道教宫观中往往也为关羽辟一间房屋，或是留一席之地，这些滥祀如果不计在内的话，关羽庙可以分为专祀和合祀两大类。专祀庙为专门祭祀关羽一人的祠庙，如关帝庙、关王庙、关圣庙等。合祀庙则为关羽和其他古代名人同时受人祭祀的祠庙，如鼓楼大街的关岳庙（与岳飞合祀）、海淀区的三义庙（与刘备、张飞合祀）、天坛以东太阳宫的五虎庙（与张飞、赵云、马超、黄忠合祀）等。不论专祀庙还是合祀庙，关羽的地位都不同凡响，其声名与影响颇巨

    北京地区现存祠庙最多的一类就是名人祠庙，主要包括了忠臣祠庙与文人祠庙两大类，是北京祠庙文化的主流。

    作为文物，北京的许多忠臣祠庙都很好地保存至今，成为人们祭拜、缅怀的场所。这些受到奉祀的忠臣义士，或与某些重要历史事件相关，或是与某一地点相联系。在这些忠臣祠庙中，始终洋溢着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忠臣往往是相对于某一个政权、民族或君主而言的，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这些忠臣的活动都是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在我国古代“国君一体”的情况下，忠君与爱国常常是合二为一的，历史上著名的忠臣往往都是爱国主义者。进一步看，许多忠臣都是政治理想远大，个人品质相对崇高的。因此，他们常常可以突破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在客观上或多或少地反映广大劳动人民的要求，甚至在有些时候还维护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所以，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赢得了民众的称赞和崇敬，他们虽然属于统治阶级，但都表现出一种巨大的人格力量，人们在瞻拜他们的祠庙时，常常会感受到这种人格力量的震撼！

    北京的文人祠庙反映了普通民众对杰出文人的同情与景仰。这些文人祠庙所奉祀的人物是文人群体中的杰出者，顽强地保持了视道义为己任的忧患意识，保持着作为社会良心和时代脊梁的可贵品格。他们中有的虽然也入仕为官，但却保持着独立的思想意识，并不完全依附于统治者。这些祠庙规模一般都不很大，建筑也谈不上华美妍丽，但都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世界。拜谒文人祠庙，往往会使我们获得一个比较全面、细致地了解某一文化巨人的宝贵机会，因现存的文人祠庙通常都是一个专题博物馆，集中陈列了与祠主有关的文物、文献及大量的研究成果。在这些祠庙里，还保存了许多凭吊和颂扬祠主的诗文，人们吟咏之余，常常会被诗文的真情实意所感动。拜谒文人祠庙，经常会给人以沉重感，但这种沉重往往是由于责任心和使命感的被唤醒而产生，所以，它是足可珍惜的。

    忠臣祠庙和文人祠庙所奉祀的都是从生活中来的人，最能引起普通民众的同情与共鸣。这一类祠庙的建造情况也较为复杂。

    首先，从建造的地点看，有四种情况。一是祠庙所在地原来就是其人居住的地方，在本人死后才改室为祠的，如西裱褙胡同的于谦祠和祖家街的祖大寿祠就是这种情况；二是祠庙所在地为其人殉难之所，人死后建祠加以纪念，如府学胡同内的文天祥祠和法源寺后街的谢叠山祠就是这样；三是此人曾在这一地区任职作官，对当地有所贡献，因而建祠纪念，如顺义北小营乡的张堪庙，就是因张堪曾任渔阳太守，并对当地的社会生产做出了重要贡献；四是专门辟地建祠，祠庙所在地与祠主并非有什么直接关系，仅是出于崇仰纪念的缘故而选择一个合适的地点建祠造庙罢了，如地安门西大街的贤良祠、古北口的杨令公祠以及大量的文庙和关帝庙都属于这种情况。

    其次，从建造的方式看，也有三种情况。一是朝廷敕命修建的祠庙。这一类祠庙的祠主往往与朝廷有较为密切的关系，或有功于皇室，或有功于社稷，都在不同程度上做出了在统治者看来是重要的“贡献”，因而朝廷下令为其修祠造庙，有的甚至还被列入国家祀典，倍显荣耀。如西总布胡同的李鸿章祠是朝廷特准在北京建立的汉族官员的专祠，宽街的僧格林沁祠是光绪年间皇室下令建造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一座座由官方出资或许可修造的忠臣祠庙，不仅仅是统治者自诩政治清明的表现，而且也是他们试图对民众进行忠君卫上教育、宣传封建主义伦理道德的讲堂，具有十分突出的政治性。二是民间人士出于敬仰之情而自发地建祠造庙。这一类祠庙的祠主往往在普通民众中有很高的声誉，如古北口的杨令公祠和顺义的张堪庙即是如此。三是由家族自建。这一类祠庙主要是因家族资金雄厚，为光宗耀祖而建，如朝阳区豆各庄的张义祠堂就是因张义生前主持为慈禧修建陵墓而致富，这样才修了祠堂。

    此外，家庙或称家祠，也是北京现存为数不多的一类祠庙，它在北京的祠庙文化中不占有突出的位置。家庙(祠)是民间祭祖的地方，中国从南到北都有它的存在；北京作为首善之区也不例外，但北京的家庙(祠)自有它的特点。家庙(祠)在北京的祠庙文化中不占有突出的位置，现存的遗迹也很少，即使存在也不为人所知了。在北京真正意义上的家庙(祠)并不是很多，称作某某祠堂、某某家庙、家祠的很少。象南翔凤胡同的杨氏家庙、兵马司胡同的彭氏家庙、旧鼓楼大街前马厂的赵氏家庙、大拐棒胡同的钟氏家祠即是屈指可数的几处，而更多的家庙(祠)是借其他神灵的庙宇用作祭祖的场所，它们往往是借庙祭祖、依神托灵共同庇佑，在实际上有家庙(祠)的功能，象白塔寺夹道的金光氏家祠就是以千佛殿作为家祠，内供释迦佛和祖宗牌位。而更多的不称某某家庙(祠)，代之以某某庙、寺，这类庙既有道家的，也有佛家的；如以二郎庙、真武庙、关帝庙、土地庙、报恩寺、大悲院等等作为家祠，在这些庙内，既供二郎神、真武大帝、关帝、土地、佛祖，也供祖宗牌位。从总体上看，家庙(祠)在北京祠庙文化中的影响是不大的，地位并不显著，但又有不同于其它地方的自身特点。   

    北京祠庙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儒家道统，不论哪类祠庙无不体现出这一点，都是为统治阶级所服务的，与统治者相左的一概排除。这一点在儒家祠庙和名人祠庙中表现最为突出。儒家祠庙自不必说，当然是宣扬儒家道统的，名人祠庙中更是如此。

    北京的祠庙遗迹长期以来处于默默无闻的境地，即便是太庙这样的祠庙建筑，虽然游人如织，却也是因了劳动人民文化宫的缘故而有此繁荣景象，其间又有多少人知道这里曾是常人难以进入的皇家祖庙呢？北京坛庙种类多，涵盖面广，建筑风格多样，文化内涵深厚，体现更多的是儒家文化的底蕴，是与国家统治息息相关的。而今，它们的境况与往昔不可同日而语，但它却是北京古代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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