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九日

中午刚过，肖凌来电话。我和他到家楼下的茶馆喝了一壶茶。肖凌每年春节前来哈都要和我见一面，带些烟酒之类给我。记得二零零一年我参入了经济官司，银行追贷，公司生存危机。为给我的担保人解套，万般无耐之下我向以往多个最好的老友求救。肖凌听说后特意从大庆开车赶来送救急之款，我感动得语无伦次。每次他一出新书都要送给吕毛毛一本，用毛笔题款。他从小练书法，字写得让人看着很舒服。喝茶时，我们两个照例侃了一会写作的事。这几乎是我俩永远也结束不了的话题。其实在写作的想法上我们存在很大差异，他喜欢文字上的自然飘逸，我偏重内涵的重量。他写东西很灵帅，我是那种笨拙型的。我做什么都是这种类型，从绘画到写作都没有灵气。从本性上我就是这样子，另外可能以前死扣理论性的东西太多，创作上就板结了。这样，写东西就不宜放松。过于注重内涵的分量与深刻，也会造成对文字修炼的忽略。肖凌对我的写作轻描淡写地挑了一下毛病，他不直说大约是怕伤了我的虚荣心。但我还是知道一些自己在写东西上的毛病，确实需要有人来做指点才行。在歌厅唱“卡拉OK”时，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唱得不错，其实听者很明白你在哪儿跑调了。写作大约也是如此。和肖凌分手后回到家里，快递送来两箱书，不到一周前在“卓越”网上定的，共十四册：《横站生涯五十年》，《八大山人全集（共四册）》，《取消图像。反偶像崇拜个案研究》，《世界纪录片精品解读》，《形式的生命》，《列维坦》，《文学笔记（第一集）》，《视觉研究：怀疑式导读》，《南渡北归》，《图像学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人文主题》，《诗意的诠释学：文学，电影与文化学研究》，《诗歌的先锋派：博尔赫斯奥登与布列东团体》，《诺阿诺阿：塔西提手记》，《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共七百五十二块五角八分钱。记得大约是吕叔湘先生写过一本书名为《书太多了》。在这个信息时代里，书真的是太多了。记得年少时，文化革命时代，书少得可怜。原有旧十七年的书都烧毁或卖废品了，即使家中剩下几本也不敢拿出来。我差不多隔一两天就去趟“新华书店”，普列汉诺夫的《论艺术》是书架上最精彩的书了。到后来就连《一八四八年经济学手稿》都买了回来。回想起来，那真是个让人窒息的年头，和同学那里串到一本《巴黎圣母院》就像盗贼偷到了国家宝贝，还得像小偷似的偷偷看，绝不能让别人看见。一般书的借期都不超过三天，看没看完都得还回，否则你就别想再借到任何书。从那时便落下了毛病，和染上毒瘾大约没有什么不同。“文革”结束后的第一年，最早重新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是：《斯巴达克思》和《爱丁堡监狱》。买书的那天书店里人山人海，两本书还不能同时在一个柜台买。我现找了一个同院儿里的的孩子帮我，才把两本书买全。上大学期间，有两本书我实在是不想还回去，一本是透纳的《艺术哲学》，另外一本是巴乌托夫斯基的《金蔷薇》。这两本书当时都是校图书馆里的孤本，虽然我都做了详细的读书笔记，但就是不想还。赖了一个学期，到底还是没还。我跑到学校图书馆，查找到这两本书的查阅卡片，偷偷把它撕了。我猜没人查借，这书就会在我那里多呆几天。至今，这两本书依然是我书架上的贵宾。书的故事也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