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和他的《一个人的诗歌史》

     近日去市内办事，路过中央大街，不免走进“中央书城”看看，书架上看到了著名诗人、批评家刘春所著的《一个人的诗歌史》（修订版、第一部），便购买了一本。此书涉及顾城、海子、于坚、欧阳江河、西川等大陆朦胧诗人和先锋诗人的个人诗歌的重要历程，具有史料价值和收藏价值。其中《一个人的诗歌史》（修订版、第一部）写诗人顾城的部分，涉及到黑龙江已故先锋诗人阿橹，关于阿橹的一些资料来源于本人的博客，感谢刘春先生在此书中提及本人。

                                                                       （张静波 2011年5月6日）

《一个人的诗歌史》   2010年2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一个人的诗歌史》（修订版） 2010年12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文中提及本人对诗人阿橹诗歌的欣赏，而刘春不以为然

 诗人刘春的笔迹（2010年2月出版的《一个人的诗歌史》扉页）

《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一部修订本）

十三 （节选）
　　

    自然地联想起黑龙江诗人阿橹（鲁荣福），这个据说也曾经是天才诗人的杀人犯。
　　我对阿橹作品的最初印象是他发表在1992年冬天某一期《诗歌报》上的随笔，内容是喜欢清净的生活，安于贫穷，只有如此灵魂才会干净，才能写出优秀的诗篇之类。这篇大约2000字的短文于次年成为《诗歌报》的两篇年度随笔奖作品之一，另一篇获奖作品的作者好像是甘肃诗人林染。对阿橹的诗歌，我却没有多少印象，90年代初期，我太年轻，对诗歌的理解能力有限，更不要说“先锋诗”了，而阿橹却是“先锋诗”的代表人物之一，获得过某权威刊物评选的“中国十大先锋诗人”的称号。也许他的确优秀——当他东窗事发之后，太多人露出了遗憾的表情：
　　这些年来，我常常想到你，却无法和人谈你。在这世上，我还能和谁谈你。谁能懂得我心中的痛苦。谁又能尊重我心中的这份追忆。……重新翻开那珍藏得发了黄的旧报纸，再读你的《阿橹之死》，我只有沉重和悲哀，也许那诗里早已隐藏了对宿命的暗示，而相信预感的你并没有参悟其中的玄机，而对于我来说，你从来是遥远的，却从来也不陌生。我想无论在哪里，我都能凭借着文字，与你相认。（理由：《写给阿橹》）
　　在中国当代诗歌苦苦寻找出路，但又无法突破的时候，是阿橹的诗歌让我们看见了一抹希望的亮色。而阿橹当选为世界华人诗人协会最年轻的理事的时候，说实话，不论是官方或者是民间，不论是前辈诗人或者是后来者，对阿橹都曾寄予了更大的希望。那时候，包括笔者这样的诗歌发烧友，都曾把阿橹当作一个坐标，作为超越自己的一个显著标尺。（荒城之月：《海子·顾城·阿橹》）
　　那段时间，我拼命地迷上了三个诗人：顾城、海子，对了，还有黑龙江朦胧诗人阿橹。可惜，如今这三位诗人都相继离世。再顺便一提的是，阿橹曾在黑龙江某银行工作，同时也是一个极有名气的诗人。后来，阿橹因为诗歌而辞职，再后来，阿橹因为和同乡杀人抢劫被拉上了刑场。一个优秀的诗人就这样给自己的生命画上了一个本应该圆满但很不圆满的句号。当然，如果单从阿橹的诗歌文本上进行分析的话，我认为，这个诗人是个优秀的诗人。（田金双：《谁来关爱谢烨的儿子木耳》）
　　我在网络上搜索阿橹的诗歌，只找到《阿橹之死》、《雪的草原》、《船歌》、《秋鸿》、《源自深秋的宁静歌声》等几首。《阿橹之死》发表于1989年的《诗歌报》上，据说曾引起很大的反响，但今天读起来，除了看得出诗人不错的语言组织能力，我没有感受到作为一件艺术品所应有的深刻。《雪的草原》等四首发表于《星星诗刊》1991年第6期，很遗憾，我同样没感觉好在哪里。
　　此外，诗人张静波在一篇短文里引用了阿橹的诗句：“我的歌声，把我的马送上冰山”，“在冬天里巡视，那片绿过的草原”，“我和我幼小的孩子，在午夜的岸上等船”。张静波对这些句子给予盛赞。可这样的诗句也能算好诗吗？在我看来，即使将它们放回80年代的语境中，仍然堪称普通，要知道，整个80年代，出现了多少激动人心的诗句啊！（值得一提的是，本文在结集成书前，曾在新星出版社出版的《读库》上发表过部分章节，张静波在读到相关内容后，来信说他所列举的阿橹的诗句没有进行专门校对过，而是凭记忆列举的，因此可能给我造成了“阿橹的诗歌一般”的印象。）其实，我很理解张静波的苦心，不管他列举的是不是原句，作为阿橹的朋友，张静波对阿橹的称赞，应该带有个人感情的成分。也就是说，张静波更多的不是称赞阿橹的作品，而是为朋友的堕落而惋惜。倒是同为黑龙江诗人的马永波提及的一段往事有助于人们更清楚地认识阿橹这个“著名诗人”的本质。马永波的作品已通过《人民文学》终审待发，阿橹为了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作品，便悄悄以马永波的名义给《人民文学》编辑写信，称那些诗歌已在《飞天》上发表，不能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希望换上阿橹的诗歌。
　　我对阿橹最深刻的印象是他成了谋财害命的杀人犯。他与顾城不同，顾城是一时情急之下误伤谢烨，阿橹杀人完全是经过周密安排和谋划，而且所杀不止一人。从一个崇尚安静贫穷的人沦为杀人犯于1997年被枪决，不过三四年时间，我看到了贫穷对一个诗人人格的伤害，也看到了一个灵魂走向疯狂时的狰狞。
　　饶有深意的是，在阿橹那篇随笔获奖的那一年，顾城对相伴十年的妻子举起了利斧。
　　顾城和阿橹的行为以及结果，不知道是不是如同某些学者所说的，昭示了诗人乌托邦的破灭。的确，十余年来，优秀的诗人一个接一个地离去，或者出国，或者早逝。除了顾城、阿橹、沈河，因故离世的还有海子、戈麦、方向、昌耀、徐迟、宇龙、杨春光、余地、周建岐、吾同树……死因各不相同，却各有方式和理由。而无论崇高还是卑贱，这些身影会渐渐消失在我们的记忆中，留下来的是干净的诗篇。
　　或许，相对于永恒的艺术，肉身是微不足道的，艺术之神是一盏明灯，需要人们忘我地寻求。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追寻者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有梭罗式的隐居者，有史蒂文斯式的公司总裁，也有艾略特式的银行家。套用顾城的诗歌来说，是“我唱自己的歌”。但是无论是诗人还是其他类别的艺术家，他们与普通人的区别也只是在他们进行创作之时，创作之外，所做出的一切行为都不应当被“特殊对待”。就像其他行业的人也会做坏事一样，诗人干了坏事，结果只能由他自己负责。然而文学界内外，都有一种“不把诗人当人看”的观点，于是我们看到了太多对诗人的指责，而且这些出自个人的行为往往在无形中被别有用心地“推广”——海子想用朗诵的方式与酒吧老板换酒喝，人们就认定所有写诗的人都是疯子；食指脑子出现障碍，人们就便认为所有诗人应当住进福利院；顾城伤害了妻子，所有的诗人便成了六亲不认的潜在杀人犯。1997年的某一天，阿橹从一个诗人变成“死人”之后，我看到了下面这些想象力丰富的文字：“当阿橹在骗取他的一个又一个的东北老乡信任，然后又残忍地杀掉，仅仅是为了谋财害命，由一个追求理想的诗人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杀人魔王的时候，我们更深地思考着：真正堕落的不仅仅是阿橹个人，而是中国走在变革时期的诗歌。”（荒城之月：《海子·顾城·阿橹》）
　　再没有比这更混账的逻辑了，一个诗人犯罪，整个诗坛都要承担后果！

   【选自《《一个人的诗歌史》（修订版）》50—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