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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北京天安门》

(2006-10-03 14:11:24)

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在歌声中,入画
明天就是国庆节了。听到这首歌,我热血沸腾,这熟悉的歌曲,会让我的同龄人想起他们的小时候,让现在的孩子们感受到30多年前他们的父母所拥有的金色童年。
一听到这首歌,我就好象回到了昨天。6、70年代出生的人,小时侯一定会唱这首歌。在整个70年代,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唱这首歌,可见《我爱北京天安门》的影响和知名度。我要说说我爱北京天安门,说说我和我的同龄人的北京情怀。
70年代初,《我爱北京天安门》红遍祖国大地,是一首著名的儿童歌曲。歌词作者是当时上海一所小学5年级学生金果临,当时他才12岁,在班中负责编写墙报。一天,在出墙报时,画了北京天安门,还画上了一轮金光四射的红太阳和红旗、向日葵等,画面十分鲜艳好看。放学回家的路上,金果临想起了白天的得意之作,创作灵感顿时油然而生,很自然地写下了《我爱北京天安门》。  1970年9月这首词发表在上海出版的《红小兵歌词》上,当时,在上海第六玻璃厂有个年仅19岁的徒工金月苓,经常创作儿童歌曲,她在这本《红小兵歌词》上发现了《我爱北京天安门》,原歌词是“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太阳就是毛主席,光芒万丈照前程”,这些词汇在她心中奔涌,虽然当时她没有去过首都北京,但她的心化作了一串串音符飞到了天安门,少女的激情是不可遏制的,《我爱北京天安门》就这样写出来了。1972年5月,在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五一” 劳动节游园会记录片中,一群小朋友边唱边跳,他们表演的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这是金月苓的哥哥看到后告诉她,她才知道自己的歌上了电影。这首歌改变了她整个生活的轨道,从一个普通的玻璃厂工人,成长为一个音乐工作者。金月苓1977年就读于中央音乐学院,与谭盾、陈佐湟等著名作曲家、指挥家是同学,她现在中国唱片公司上海公司音乐编辑,前几年来哈尔滨作节目,我还去拜访过她。
说起来也巧,1972年,我还真是一年级的小豆包,学校组织看《北京“五一”游园会》的新闻简报,我第一次听到这首儿歌时,回到五七 小学,音乐老师秦老师就记下谱子,教我们唱《我爱北京天安门》,这也是我学会的第一首歌曲,后来,我被选到市少年宫‘红领巾’艺术团,我们老师把《我爱北京天安门》排练成儿童歌舞,我当时还扮演藏族小朋友,甩着长袖(动作)就这样,北京天安门上——太——阳——升——我唱得好跳得好,老师还奖励我一卷薄荷糖哪,很多年,没有看到我的小学老师了,你们好吗?有同学看了这节目替我问候秦老师,祝他老人家身体健康。
这首儿歌成为代表那个时代精神的经典标志性作品,被翻译为英文、日文的不同版本。1984年4月美国总统里根访华前,美国艺术团在北京演出的第一个合唱节目,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而1979年邓小平访美期间,美国孩子也用生涩的汉语演唱《我爱北京天安门》来欢迎他。法国钢琴家克莱德曼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中国十年回顾音乐会”,用钢琴与中国女孩共同演绎了这首乐曲。
(出现的一副副各个家庭的天安门照片在画面中掠过)
我和不少人回忆起《我爱北京天安门》,都说是唱着、听着这首歌长大的。因为70年代的中国儿童,最大的梦想就是坐火车,到北京,去天安门广场照相,看毛主席。当时,我们中国人的家庭都很穷,我们很少有零花钱,我们就一分、二分的攒钱,放到家里的储钱罐里,争取每个月存5元,指望小学毕业去看天安门,那储钱罐有的是苹果,有的是大肥猪,有的是小白兔,都是石膏的,我们都幻想着储钱罐满了,换上新衣裳,戴上红领巾,坐火车,到北京,去天安门广场照相,看毛主席(激动状)说这些,今天的孩子是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的,这是一种纯真的情怀。
(展示照片)这是每一个经历过70年代的中国孩子心中最美丽的梦,其实,何止是孩子,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家庭都把到北京,去天安门广场照相,当作自己生命中最美好的梦想。这是哈尔滨第一职业中学李梦华老师一家三代人不同年代在天安门广场的合影,这是黑龙江省曲艺团演员马伟国每一次去北京在天安门广场的合影,这是申永芳老人在天安门广场的合影,我为了做这期节目,我在网上发了帖子征集在天安门广场的照片,跟帖海了去了,几乎每个家庭,每个去过北京的人都有在天安门广场的照片,这是网友李兆新,他在共和广告公司做策划送来的影集,是他妈妈。哈尔滨毛织厂劳资课的符学洁老人70年代在北京学习的时候,自己拍摄、自己洗印的黑白照片,想想吧,70年代,一个女孩子,自己有照相机,在北京照相,回来后自己冲洗,这该有多么浪漫和时尚,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机会欣赏这时代的记录。
展示照片)在共和国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天安门都是中国人最频繁拍照留念的地方,翻开任何一本北京人或去过北京的外地人的家庭照相簿,都能发现这样的照片,这也为我们留下了记录当时的服装和社会风貌的最好资料。
第一次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总有一种从内心深处油然而生的幸福之感,那些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长大却没有来过的人都想亲眼看看这个多年来朝思暮想的地方,其实那些从未到过北京的人,也至少在香烟盒上见识过大前门。记得我小时候,大前门是一种名贵的香烟。能抽大前门香烟的,大都有钱,或很有些身份。能够收集到大前门香烟盒,也是一件有面子的事。当然,能够到北京去,亲眼看看天安门,照一张像,那就更是梦寐以求的理想了。
很多年后,当我怀着少年时的向往和渴望,来到天安门,我发现,很多人都是早晨5点算准时间,专门来看升国旗的。那时,父亲脖子上架着女儿,丈夫腿上站着妻子,儿子协助爸爸托起妈妈的腿,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早晨目睹这亲切的场景,来自祖国各地的人们要看升国旗的仪式,这庄严的时刻让我无比激动。我当时就在日记中写下第一次来到天安门时的心情:当我在晨光中随着人群走出车站时,巍峨的天安门城楼和浑厚的城墙蓦然出现在我眼前。一瞬之间,我好像忽然感受到一种历史的真实。从童年起,那粒饱含生机的种子就盛开在我的心田, 天安门是北京的象征,天安门是老百姓的天安门,我多么想在风和日丽的日子,去广场放风筝。在这里我有一种到家了的感觉。这不仅是我对天安门广场的感受,也是每一个普通老百姓对天安门的感情。
“我爱北京天安门”将建筑、历史、文学和想象掺杂在了一起,中国人都以天安门在个人成长中所留下的记忆作为怀旧的符号,强化了“我爱北京天安门”中的“我爱”,将天安门的形象以新的视点呈现在我们的心中。   
报刊记载,年迈的儿子用一辆三轮车载着他不能行走的母亲,经过6天6夜的长途跋涉,终于从山东赶到天安门广场,儿子告诉母亲:“娘,这就是天安门”,老人终于实现了一辈子的心愿。
那个在闽南大山里为乡亲们拍了60年照片的李天炳老人有一个朴素的愿望:带着陪伴了他大半辈子的老照相机拍拍天安门。
天安门见证了共和国57年的沧桑巨变,也每天讲述着每一个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只要一提起北京,我们中国人,首先想到的便是天安门。每个初到北京的人,第一个要去看的地方,也差不多都是天安门。如果不谈天安门神圣的象征意义,这里也与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紧密关联。
今天的孩子们再也不会象我和我的同龄人小时侯那样把坐火车,上北京,在天安门留影当作最大的理想了,今天你可以想去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是梦想,甚至上月球都不是不可能的了。而今天要去天安门的中国人,交通工具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是坐火车,牛车、马车进京,新疆的库尔班大叔曾经骑驴走了3个月,来到了天安门,今天,你可以坐软卧豪华火车,也可以乘飞机,也可以开私家车去。
在天安门前留影也是与昨天有着天壤之别,以前是在广场的摄影社照相,今天是自带相机,以前是120、135、海鸥等等又大又笨的机械相机,现在是超薄的数码相机,以前是黑白照片或黑白着色的照片,现在是彩色照片,以前用傻瓜相机,现在用摄象机或DV可以在天安门前为自己拍电影。
以前人们的服装的除了中山装就是西服,式样老套、色彩单一,现在的服装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作不到,还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牌。《我爱北京天安门》也不再是少年儿童心中最难忘的歌,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里,可选择的歌曲太多太多了,你可以喜欢周杰伦,也可以喜欢超女,时代给了我们的孩子属于自己的个性化选择的机会。
数百年来,天安门城楼都是最高权力的象征,老百姓最多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雄心,又有谁曾想过登上天安门城楼,1988年元旦,古老而庄严的天安门城楼第一次印下老百姓的足迹,向普通人敞开胸怀。从前只能以天安门城楼作背景来留影留念的老百姓,从这一天开始,也能站在毛主席当年站过的地方,把整个天安门广场都收进照像机了。如今,当游客在天安门广场嬉笑着拍照留念时,当迎朝霞和夕阳的人们在天安门广场放风筝时,当年轻的母亲和蹒跚学步的婴儿在广场漫步时,当情侣们席地而坐、放松地畅谈时,也许你会发现,天安门广场在庄严之外,还有着母亲般的温柔与慈爱。
  在中国,北京天安门在历史画卷和政治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天安门在每一个热爱祖国的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是神圣、肃穆、雄伟和博大。 时代在前进,天安门广场的变化正象征着我们伟大祖国的开放与腾飞,和走向富强的脚步。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57周年的前夜,讲述我爱北京天安门的情怀,作为祖国的儿子我的爱决不含糊,让我高呼一声“祖国万岁”,更强烈的爱在那感情的深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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