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版公司工作一年，编书，出四本：《电影研究导论》《导演创作完全手册》《视听》《导演思维》。前两本体量大，编辑工作自念研究生实习的时候已经开始。下印厂时，近两年时光已过去。

    这四本电影书风格迥异。《导论》是做电影理论研究的罗盘与铺路石，各种研究方向都做了清晰的引导，国内本版的参考书，没有这样优质的。国中电影虽然是热门话题，然而扎实做理论研究者极少，研究者的成果与行业间的互相影响与作用至今难体现，或者根本不存在。这本书，作为一个小编辑，我并不能知道全部数据，但估计好不了。

    《手册》是实践指导书，美国人编教材，一切以实用出发，也不放过概念与观念的指导。做拍摄实践者有一册，从前期策划到后期剪辑遇到任何问题，都能在其中寻迹，找答案。这本书翻译的初稿实在不成形，做编辑的同时不得不也做半个翻译。

    《视听》是电影声音研究的经典，作者是法国的希翁老先生，我编的书里，这本是我最喜爱的。研究生写约瑟夫·洛塞的论文，以作者论的方法入手，进入这个被放逐导演的世界，他的人生被麦卡锡主义的恐惧啃噬，他的作品被黑色电影的阴影照耀。查看的资料越多，我越像走在一个无人的废墟上看幻影的重放。我第一次感受到做研究的愉悦感。而读到《视听》这本书，通过希翁自成体系的声音理论，我看到声音在光影世界中升腾的魔法，我再次确认电影研究的快感，确认理论世界并非是枯燥的，冷板凳坐下去，新世界在眼前立起来。

    《导演思维》是美国人写书的另一种实用主义。“导演思维”是一个实在的概念吗？还只是作者借此书写电影的通道，他将一切电影归入一种思维与三种工具，好处是能够迅速吸引读者，让他们以为自己获得了创作与欣赏的关键，而后能引诱他们进入电影更为庞杂的世界。

     

■头两本书，本来以为成书拿到手，六百页的厚重感会转化为一种成就感，然而没有。只有内心若有若无的一声叹息，随即滚入下一本书的编辑流程。

编辑不是一个好做的活，我所在的出版公司已发展数年，成熟起来，从编辑流程，到成书的样式，自己的一套标准强力运作着。多数事情自己不能选择与决定，传统的编辑思维并不能完全地嵌入这种公司标准中。一间公司，一年一百多个品种的维系，作为“脑力劳动密集型”的工种，唯将自己作为一件模具，一枚工具，方能安稳地将板凳坐下去。又因其工具性，其高替代性，编辑没有身价。在国内，编辑入行，做事要精细，而报酬只能维持粗糙的生活。诸多民营出版公司，现在已经靠这样的模式将各异的品牌迅速做起来。

上月读大冢信一的《我与岩波书店》，书中两种事情印象深，一是这位出版社的领导者，在成长过程中，常与老编辑、与作者、与编者跑到小酒馆喝酒，许多经验与信息就在酒里交流与传授。另一件，彼时做编辑，为催稿，每周直接入侵作者家，写成一页也罢，写成几十页也罢，通通抢夺一空，下周复来。编辑的时光在那本书里流逝的很慢，编辑与作者之间，是一种人之间的漫长的友谊征程，也因此，大冢信一将诸多作者笼络在自己身边，好书一本一本出出来。而书读到最后，数字时代就来了，这位已退下来的编辑，虽然没有多说，但也开始提出了新时代出版如何做的问题。现在极快速的公司化运作与编辑这项古老职业，其中的沟壑如何填，恐怕是个大问题。

■五月末，参加“故事驱动亚洲”大会。这是德国法兰克福书展在国内举办的论坛，这届大会主题是“跨媒体讲故事”和“跨文化讲故事”。现下如何将出版业与其他媒体以及文化行业做联系，如何在传统书籍、电子阅读、影视、游戏、互联网等等行业之间寻得、或挖掘一个通道，是这个大会企图追寻的目标。而“故事”，作为人类最古老的一种核心消闲习惯，是一个美好而便利的借口。故而嘉宾们说话当然不止于如何在不同的媒体中“讲故事”，还有他们对现象的思考与解剖，对未来的野心与规划。

    此前做多看阅读，现在做淘宝阅读的胡晓东先生的演讲引人瞩目。他期望在未来，电子阅读完全颠覆、替代传统书籍，而阅读内容在面向用户之前，由一个“整理者”来把关。多看的理念是以传统书籍中最精致的版式取胜，达到一种痴迷的书匠式的电子书阅读体验。淘宝阅读，app里的所谓“书”满目芜杂，不提也罢。胡先生何以去了阿里巴巴就有了这种新的互联网战胜一切的思维呢？虽然他成功的讲演，包纳诸多出版业者闻所未闻的野心（虽然这野心的成功之日不知是何年月，或者根本成功不了也未可知），听者闻之耸动而激动，但恐怕这也是图书业者困惑中病急而不知何处投医的表情之一吧。倘若胡先生的预言成真，我确信电子“书”不必再叫“书”，而是另一种类似阅读材料的东西了。

    大会中，人民美术社社长汪家明先生与德国设计出版社创意总监斯文·埃曼（Sven Ehmann）、惠普大中华区印刷部经理陈芃做对谈。汪先生真的有出版家风范，他讲了《小艾，爸爸特别特别地想你》这本书的出版故事，这是一本书信集，下放到农村的漫画家丁午先生，思念女儿，给女儿写信，农村生活，捉蛇、捕蛙、下田地，放猪、筑屋、做木匠，皆入温馨的小画。丁午先生生前告知汪社长，这些画作乃他“一生中最好的”，希望能够找到。丁午去世后，汪社长找到了61封信，200多页画，每信开头都是“小艾，爸爸特别特别地想你”。对于一个编辑，这只是一本书的故事的起点：这本书的编辑理念是，必须还原这些信的四十年的历史感，“包括在这些信上他想念女儿时流着眼泪，抹的脏，不干净的地方，留下的痕迹”，信纸那发黄的颜色，因此也要保留下来。所以纸质书是必然的选择，唯其如此，才保证到每一个读者手中，所看到的颜色是一致的。另两位对谈者随即谈论书籍设计与书籍印刷的话题。这是书籍与数字的战争中，书籍能够坚持的阵地。

■因得奖学金一项，两个月前由出版公司辞职，将赴德，去法兰克福书展做一年的出版行业研究。

       五月，我在波恩参加这项奖学金的面试。我英语口语许久不练习，说起来生疏而生硬。奖学金评选委员会的评委W听我磕磕盼盼介绍完自己与研究项目，将我最无能为力问题犀利地抛出来——“书有未来吗？”

       另一位评委也追问：现在我的包里就装着pad，书都在这电子设备里，你怎么看呢？我当即愣住了，我所准备的研究计划，没有考虑过这么终极的问题，因为近年的数据，电子书的销售增速早放缓，而实体书的销售在德国甚至在增长，完全没有消亡的迹象。

我兜兜转转，支支吾吾，除了回答“有未来”，不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原因。我无计可施，只好向评委背诵作家艾柯的话：“书如勺子，甫一发明，便完美了。”（'The book is like the spoon: once invented, it cannot be bettered'）。

■面试之后，我与朋友到科隆去逛，路上遇到书店，因他要给人带国外的绘本回去，我们就钻进去寻找。在童书区，我们翻了一阵，营业员过来询问我们的需求：谁要看，小朋友几岁。这位营业员是一位中年女性，略胖，安详。她向我们推荐了几本，就回到童书区的收银台接待别的客人。我们挑定了一本，去结账。因那绘本上每页的简单语句都是德语，我们不能看懂，我的朋友在付完钱之后就询问这位女士：能帮我们大略解释这本书所讲述的故事吗？

     女士说当然啦，随后捧起书，翻开，指着画面——她开始给我们一页一页讲起故事来。书页不多，一会儿讲完了，她把书装好袋子，递给我们，微笑着感谢我们买书。我们向她表示感谢，和她说再见。

     在国内，不论是多么有“格调”的书店，将自己宣传地多么有“价值”的书店，将书看得多“神圣”的书店，不论是人多的书店，还是没什么人的书店，我少见到这种温热的面孔与态度。我常常只看到带着培训感的勉强微笑的售货员。德国其他书店是如何，我也未曾见到，不敢说。

    我似乎意识到什么，但还说不出是什么，它与人的情感与精神相关，那也许就是我接下来一年将要寻找的，与书的未来相关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