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过澳大利亚几次，主要在墨尔本一带行为。悉尼歌剧院是趁转机时弯了一下，行为也仅限于欣赏和照相。在墨尔本的行为，主要是讲课，次要是在它小小的downtown乱转。乱转的时候，去过赌场，但也仅限于欣赏；想去欣赏table dance，但不得路径，看到一个疑似的地方，也没敢进去打听。那时候我在国内已经能做到排队和不随地吐痰，就别提在环境文明的国外，说起来似乎不可能有不文明行为。

但是，我的不文明行为毕竟还是发生了，而且还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而且还险些闹出事件。那是第一次去墨尔本的时候，去看在世界其它地方难得一见的企鹅登陆。如此稀有资源，在中国一定要圈起来收钱，而且还需要配备大量安保环卫人员。但是澳洲是文明之地，一切都是免费的而且没什么工作人员，全靠自觉和另外一个东西。不幸我不够自觉，当企鹅们在夜色中欢叫着呈一字散兵线大批登陆时，我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拿起了手里的摄像机贪婪地拍摄起来。这时候，那另外一个东西开始起作用了，那就是干涉主义：有人开始提示我不要拍摄。

中国人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不干涉主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中国人讲究互不干涉内政原则，遇到不文明行为，甚至犯罪行为，除非涉及而且是严重涉及自己，一律按此原则办理。路上有随地吐痰的，无人干涉；餐馆里大声喧哗的，无人干涉；公共场所抽烟的，无人干涉；甚至家庭暴力只要不打死人的也无人干涉。这方面大概只有上海人好一点，我看见在上海有人在车上抽烟时被不止一个人干涉，那时候还没有公共场所禁烟规定。干涉主义=正义感+勇敢，不干涉主义则要么没有正义感要么没有勇敢。

其实，我并非没有正义感或公共意识，而且我很喜欢小动物，我只是觉得我用摄像机拍摄，既没有声音也不使用闪光灯，不会影响到企鹅宝宝们。后来，企鹅们呈一字纵队，无组织但有纪律地排着整齐的队伍，越走越近，终于走到穿行于观众身边的小路，与观众近在咫尺，甚至伸手可及。长长的队列蔚为壮观，可爱的企鹅摇摇摆摆。我又按捺不住，又贪婪地拍摄起来。这时候，干涉主义大终于爆发了，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不明国籍不明真相的外国群众，纷纷连说带比划的劝说甚至制止我的拍摄；而当我试图说明我没有用闪光灯也没有快门声不影响企鹅宝宝时，群众的情绪甚至更为高涨。我终于认识到放弃拍摄才是我唯一的选择，这才避免了一次事件的发生。

事后反思起来，我觉得我是错的，而外国群众是对的。那时候摄像机在欧美也并不普及，普及的是傻瓜相机，而傻瓜相机用户大部分是喜欢闪光或不会控制闪光的。所以，如果允许我这样的拍摄行为发生，那么根本无法避免闪光灯伤害企鹅宝宝行为的大量发生。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就好比手机影响飞机的可能性也许是1%，但是最简单的制度就是100%地在飞机上限制手机一样。这个比方的不恰当之处在于比例，因为允许照相摄像根本就算不上宁可错杀三千不放过一个，而是错杀一个而放过三千。

如果把这件事升华一下的话，那就是为了提高规矩的效率就不能允许例外。中国人有一个特点，就是总喜欢强调自己情况特殊所以希望自己例外，比如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用的是摄像机而且关闭了闪光灯所以情况特殊可以拍摄。再比如现在中国排队的例子，总是有老弱病残说我是老弱病残所以可以不排队，这样一个一个例外累加起来就是秩序彻底失效。

作为一个光明的尾巴，也许我该说从此以后我在澳大利亚再没有不文明的行为了（其实是很有几年没去过澳大利亚了），也许我还可以稍微冒险一点地把澳大利亚换成全世界（澳大利亚是我去过的第二个国家），也许我还可以引用同事朋友对我堪称五讲四美三热爱楷模的证言证词。不过，这些显然没有意义。作为个体，不认识你的人更多地会注意到你的不文明；而文明则通常是对整体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