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拉萨中学的老师，到北京治胃病。

　　下了飞机雨下得很大，我送她去潘家园肿瘤医院附近的一家小旅馆。

　　一个星期之后我去看她，诊断结果已经出来了，是胃癌晚期。已经扩散到肝部。

　　她说，我要是回不去了，你帮我保管一样东西。

　　是一个大纸箱，装的是三十年来她走遍西藏各地，采访各种各样的人留下的纪录。

　　她没有任何职业身份，也知道不可能发表。

　　我问她为什么。

　　她说：一百年后，如果有人看到这些，会知道今天的西藏发生了什么。

　　相比起她，我在非典中所做的，只不过是恪尽了一个记者的职守，尽可能地站在离真相最近的地方。

　　非典之后，我离开演播室，从主持人成为一个调查记者。

　　是因为非典让我明白，很多时候，真相被权力、利益、无知和偏见掩盖，除非亲身抵达，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努力发掘，就不可能认识它。

　　有人问过我为什么做这个选择，我想起我有个朋友，是北大三院的医生，他经常下班后去上访村和很多患者呆在一起，后来他请调到卫生部法规司，去做一个小职员。

　　他说：“知道错误怎么发生的，就应该从制度上着手改良。”

　　我问他为什么要牺牲自己的专业前程。

　　他引用了叶芝的一句诗来回答我：我和你都深深嵌在这个世界当中。

　　我和你都深深嵌在这个世界当中，所以如果我们的节目里那个吸毒女还会在戒毒所被贩卖，如果沙尘暴仍然是西北农民的日常生活，如果一个小镇上的孩子会在绝望中连续自杀。如果一个学生会因为教育腐败而失去自己的前程，那么我的个人生活，也就绝不可能得到安宁。

　　作为一个记者，我会执着坚守，是为了将来有一天，我的孩子看到这些节目的时候，他会知道今天我们经历的这个时代发生了什么，而且，我希望自己可以面无愧色地对他说：我也曾努力让这个世界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