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单位人手紧张，事务头绪繁乱，大学毕业以后的那一年暑期，我甚至没有来得及回一趟老家就直接去了单位报到。其实，那时候我内心里也不太想回家。多年的奋斗终于让我在京城拥有了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我多么想立即投入其中并一试身手。
　　但是，我显然对机关的性质和工作环境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心理准备。参加工作不久，我就陷入到一种无形的苦恼之中。那个时候，有一两位比我早来几年的同事动不动就要差我干这干那，而他们自己却很少动手，常常在一旁冷眼旁观，领导的派头十足。
　　起初的时候，我试着尽量多干。因为在大四实习时，指导我们实习的老师就曾告诫我们手里要有活儿，不能怕吃苦。那时我在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实习，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是每日必早上早到，在别人到来之前就把开水打好，把地拖好，把办公室整理好。在临毕业的时候，老师还特地教育我们，不要一上班就把这些好传统都丢掉了，要尽量多干，给别人一个勤勉的好印象，这样才有利于自己的长远发展。有了这样的提醒，我对别人支使我干这干那虽有意见，但从没有表现出来。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刚来单位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正经事，主要的任务是熟悉工作，以便更快地进入角色。我想，让我多干一些具体事，那是应该的。只要不是太过分，我都能够接受。
但是，人的忍受力总是有限的，那一年的九月，我终于忍受不住，和他们干了起来。那时候，我刚刚参加工作两个月。事情发生得如此之快，真让我觉得有点猝不及防。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九月的时候，我们组织团干部去内蒙办培训班。在为期六天的培训中，像在单位一样，我仍然摆脱不了被人支来支去的命运。我每天总有干不完的琐细活儿，而有两位比我早来的同志一天到晚不是陪别人聊天，就是和别人一起玩扑克牌，与我的处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有的时候，他们还会挑我的毛病，一副谁也瞧不起的样子，真把我气得不行。想到这些，我有几次都差点流下泪来。
　　直接引爆我的是培训班结束前一天晚上的舞会。那天晚上，我负责播放音乐。但是，在整个舞会过程中，我一会儿被要求去找某某人，一会儿被要求去订饭，一会儿被要求去拿磁带。那天晚上，我至少五六次被人叫开。而他们则整晚赖在舞池里，和舞伴尽情跳舞。我最后一次被叫开是让我去食堂里拿什么钥匙。我去了，并把钥匙拿了回来。我一回到舞厅，就冲着同事和那么多来自基层的同志叫嚷道：你们到底让我干什么?一会儿让我干这个，一会儿让我干那个，一整个晚上干个没完，但你们在干什么?你们说，你们晚上干了什么?

几位同事没有想到我会发这么大的脾气，一个个面面相觑，屋子里一下子沉静了下来。说完了，没有人应我。我只得知趣地离开了舞场，想回到宿舍里去睡觉。

我刚到住处就见主任推门进来了。主任问：刚才谁在大声说话?主任是很威严的。我望着主任，不敢声辩，轻轻地说了一声：是我!主任用一种我说不太熟悉的表情看了我一眼，之后走开了。主任不声不响地走开，使我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这个时候，我心里的怒火还在，但恐惧已经狠狠地攫住了我，使我暂时忘记了怒火。
　　对于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人来说，如此的表现显然不利于树立自己的形象，以获得大家的好感。但是，我当时没有能够控制住自己，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我只能说：我失败了。我当时真是吓坏了。那天晚上，我整宿整宿地睡不着。我在想：我完了。我在机关还没立住脚就出了这事，那以后还有什么呆头呢?
　　第二天，我们坐火车从内蒙返回北京，一路上，我表现得非常殷勤，帮着基层的同志们干这干那，一副十分热情的样子。而且我尽量在主任面前表现，把好事做到主任眼里。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一个人坐在一个角落里，一言不发。我自己也感觉到我这样做有些过分，因为我发现有几个基层的同志已经向我投来了异样的目光。是鄙视？是同情？还是别的什么，我一点好说不好。总之，我伤心极了，内心陷入一片迷茫。
　　回到北京以后，我越想越害怕。我真为自己的前途担心。在内部召开的培训班总结会上，主任这样为我下了结论，说我能任劳但不能任怨，希望我好好总结，好好汲取经验教训。我一下子联想到了那个时候关于大学生的一些流行评价，比如说，说我们大学生有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倾向，说我们不关心集体，一切为了个人啦，等等。我想主任是不是也想到那上面去了，要是主任真的那样想，认为我是一个自私自利、个人主义膨胀的人，那我可就完了。
　　从培训班回来没多久，我和很多人一起抽调到亚运村办公，筹备海峡两岸青年联谊活动。在那里，我为自己一时冲动下的言行感到后悔和后怕，并想了各种各样的补救办法。最后，我想到了给组织上写思想汇报，详细分析事情的起因及个人的认识。在那篇思想汇报里，我只字未提其他人支使我让我干活的情况，而把一切责任归结到自己身上。我想，我的好态度一定会使领导觉得我还是一个可以救药的人，这样对我肯定是有利的。我非常“诚恳”地向领导承认了“错误”，希望全室的同志帮助我改掉身上的个人主义习气。我把花了一整个晚上抄写清楚的思想汇报交给领导后没几天，领导就在全室会议上表扬了我，说我知错就改，还是一个可以造就的好同志。
　　或许别人会想，我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但是，我自己却无法轻松下来。因为直到现在我也坚信，我那样做并不是个人主义的东西在作怪，我所以选择了那样的对抗方式，只是我还没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加上我过于年轻缺乏忍受力的结果。

之后，我还常常问自己：在检讨自己的行为时，为什么只字不提同事对我的支使?我为什么把一切责任都归到自己头上?我为什么要出卖自己?直到现在，我也找不出更好的答案，我只能这样说，那时的我对机关知之甚少，对可能产生的后果也无法预见，一种对于未来的恐惧感，使我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办了一些违心的事。不过，让我稍稍感到高兴的是，从那以后，同事对我比以前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