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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黑龙江人，但之前曾多次来陕西，最早来陕西的时候在1993年，当时是作为记者，采访了陕西的著名作家高建群、贾平凹和陈忠实，1993年中国文坛最著名的“陕军东征”正发生在当时，《废都》、《白鹿原》、《最后一个匈奴》刚刚出版，我到延安采访高建群的时候，高建群给我看了他窗台上的3颗牙齿，他说这是他写《最后一个匈奴》的时候累掉的3颗牙齿。那个时候的陕西作家都是用生命在写作，后来我到西安见到了陈忠实，陈忠实就已经就是我们最常见到的那个形象，那个时候给我的感觉陕西的文学里都有一种沉郁，就是唐代杜甫诗歌里独有的沉郁之美，其实也是一种沉重。

为什么我要提这个话题呢？

20多年前，当时我们看到《白鹿原》和陈忠实，就是那样的面貌，很沉郁，很困苦，但是今年我们知道出了一部最好的电视剧，即《白鹿原》，播出了，也是由陕西的著名演员张嘉译主演的，而且它在商业上非常成功。让我再次对陕西燃起了一种想来看一看的愿望的，确实是在于我第二次通过画面又一次看到了《白鹿原》，看到了白嘉轩、鹿兆鹏和黑娃、田小娥，看到了那个传奇；我觉得这20多年间，实际上是有一个小小的轮回的，当时曾经沉重、辛苦的创作，和当时的陕西，我印象里也是那种苍凉的那种印象，但是我们看到今天的陕西，以及我们今天看到的陕西的文化产业，以电视剧《白鹿原》《那年花开月正圆》为代表的，你看它们对陕西整个文化品味的提升，对陕西旅游的吸引，又可以用成功、财富和辉煌来形容，这个过程恰恰就是前一代人在反哺后一代人。

而我觉得，所有成功的文化和文明都是这样，开始一定要有深耕，最后才能得到成果，它们是有一个长期的过程的，这不但是陕西的规律，也是我们中华文明的规律，我们中华文明之所以如刘仰老师所说从来没有断绝过，我们实际上也从来没有屈服过，也是一代又一代的人走过沉默、寂寞，走过苦难，只要坚持过去就会有辉煌。

我觉得在现在这个年代，作为一个文化人，作为一种文化产业，实际上应该有一点儿这样劲头，开始的时候一定要耐得住寂寞，在寂寞和艰难中一直葆有自己情怀，再去等待最后的勃发，因为我对影视行业有长期的观察，我知道很多影视精品的产生，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一点一点挣扎坚持中得到的。

实际上，中国电视剧的规模和影响力，早就成为世界第一了，我觉得这里还有一个根源，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偏向注重线性，美国人创造的电影的艺术方式是结构性的，所以说中国人在做电影的时候，总好像还差的很远，但中国人创作电视剧却更是得心应手。

比如说，2000多年前，陕西韩城（龙门）就出了个司马迁，他创作出了前无古人而后无来者的伟大著作《史记》，用个并不太恰当的比喻，实际上中国最早的电视连续剧就是司马迁的《史记》，它有130多集，它之所以可以长久流传，可以成为中国文化的正脉和压卷之作，它怎么这么好呢？我觉得，第一，是它真正理顺了西汉以前中华文明的源流宗脉，为我们今天中国人的树立了许多不可更替的价值观与审美观；另外，就是它有非常完美的线性的讲故事方式，一个一个连续在一起的一个西汉之前3000多年的历史传奇故事，把真正的中国历史一点点挖掘出来。

我想，如果我们现在能用现在的更为完美的艺术表现方式，比如用电视剧这种手段，做一些如当年司马迁创作《史记》一样的努力，把《史记》里的那些人与事全部复原出来，把历史复原出来，并以司马迁创作史记的精气神----我觉得，作为司马迁故里的人，韩城文化产业就应该做这样的事。

既然现在的韩城市政府和韩城文化界有愿望在影视产业上有所作为，不妨就去做此尝试，作为司马迁故里的人们做这样的事既是得到独厚，也是顺天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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