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毒药》：

活着就是中毒，死了未必解脱

司马平邦

去年，万芳老师有一部电视剧《爱的方式》，在地方台播得不错，内容尤其深刻――但那是万芳式的深刻，看后，在某次与万芳老师聊天时，大家都都不吝惜于将溢美之辞送给她，我记得我说过的赞美词是，在中国，只有万芳老师在这样创作文学。

那部剧的主演是王姬，王姬把一个患重度强迫症的中年女人表演得淋漓尽致，前几天看王姬主演的电影《马文的战争》，她在里面饰演一个特别类型的中年女人，女大款李芹――万芳对中年女人的创作和王姬对中年女人的表演，都可以说天衣无缝。

看万芳的剧，有一个最大的麻烦是“纠结”，它们不只是在为观众表演纠结，而是在为观众制造一个纠结的陷阱，你一旦掉下去，想爬上来就难了。

两天前的一个晚上，我就又掉进了万芳的陷阱里，刚刚才爬上来，写下现在的文字。

话剧，《有一种毒药》，万芳编剧，她儿子苏蓬导演――在看这部剧之前某日，开车时于103.9频率里听到过关于这部话剧的直播访问，访问对像正是万芳，同时还电话连线了儿子兼导演的苏篷，我相信那两位乐呵呵地把《有一种毒药》当喜剧宣传的主持人一定是没有看过它的，直播的内容不过是为了表现这对文艺母女有多么和谐与亲爱，所以，我听过那个节目后，到北京西城文化中心看话剧时，内心受到震惊。

表面看来，任何一个家庭，任何一对母子，都应是爱与欢乐的表征，但倘真如此，万芳又靠什么力量雕刻出《有一种毒药》这样一个内里如此尖锐而尖刻的家庭故事的呢？

她的创作就像给无数表面和谐的中国家庭狠狠地扒下了外皮，而这个扒皮的行动，又恰恰是他的儿子苏篷来执行的――所以，说实话，我真的有冲上前去问一问的冲动，你们的家庭是不是也如你们母子表现的这样不堪呢？

托尔斯泰说，幸福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我说，幸福家庭虽然相似却少见，不幸家庭虽然各有不幸，但比比皆是。

在《有一种毒药》中的家庭里，他们一个是丈夫，一个是儿媳，而这个家庭的主宰是即是妻子又是婆婆的女人，兰宏。兰宏厌恶丈夫，仇视儿媳，只有儿子高科是她惟一所爱的人。在夫妻之间，婆媳之间，母子之间，可怕的怨恨潜流在涌动，压抑着的火山，爆发起来更为剧烈。梦想撞在现实的硬壁上，迸发出耀眼的火花，坠落为碎片。真正的受害者到底是谁？谁的手里握着毒药？谁又会被毒死？但愿每个人能从剧中找到自己的答案。

《有一种毒药》关注于当代人生中梦想与现实冲突，正像这个普通的中国家庭，哪怕是一个潦倒的醉鬼，偷窃儿子的钱用来买酒的父亲，抑或是一个疾病缠身、失去行走能力、无依无靠的女孩儿，谁没有所谓的梦想，但往往将梦想系在哪一条桅杆上比有梦想本身更重要，兰宏，这个全剧中一直被谴责、被排挤、被控诉的强势女主人，一个年近更年期但在其夫其子眼里其实一生都处在更年期里的兰宏，一个被谴责为压榨了所有家庭成员致其梦想破灭的梦想屠杀者，其实在做这些之前，是她自己为了全家的幸福先杀掉了自己的梦想，1983年到2009年，26年来，兰宏向所有的家人隐瞒了自己身患癌证的病情，是她的牺牲才换来这个家庭的所有成员在26年之后还能有机会对她这个强势的家长谴责、排挤和控诉。

万芳，如陈景润发现哥达巴赫猜想一样，发现了这人世间最微小人群单位――家庭里一道几乎不可开解的纠结难题。

《有一种毒药》里的药，是爱，是在爱的面前梦想与现实的那种割裂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