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骑：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骑

司马平邦

下面是从一个专事自行车施行的论坛上引一个帖子：

6月25号，一次严重的受伤（下妙峰摔的，好在戴盔了，不然真不敢想了）打乱了我的计划，右肩最严重，缝了十多针，当时甚至觉得这个夏天的西藏之行估计去不了了，接下来就是养伤，那段时间很感谢一帮朋友们的照顾（特别是祥子）。好在，恢复的比想象中要好，两周之后就去拆线了，之后先回了家，又养了半个月，已经好的差不多了，随即跟原来约好北线那几个说明了情况，改计划走滇藏进，之后火车直接回北京。在网上找了一个同走滇藏的，叫大葱，他也带着帐篷睡袋，都是打算路上尽少的住旅店，那样比较自由些，还可以更大程度的接近大自然，大家的想法比较一致，估计能骑到一起，于是约好了7月30号大理碰面。

从这个帖子里或者能够窥见所谓“暴骑”一族的特殊经历和特殊心态。

一，骑行；二，风险大；三，友爱；四，草根。

而这群人也因为他们的这些特殊成为户外驴友中又一特出的一支。

2008年9月30日，北京市退休中学教师任铁生离家独自离家“驴”行京西铁陀山后再无归信，几个月时间，北京市所有热衷于户外运动的驴友们都被任老师的下落生死所牵挂，而持续1个多月的搜山救援行动虽然最终没有找到任老师的下落，但在旁人看来，北京几十万驴友的热切的互助之心颇令人感动。

但任铁生事件也把一个非常现实和非常严峻的社会问题摆在公众面前，即政府相关部门如何管理民间户外运动和如何组织民间救援，与户外运动的膨胀式发展相比，政府的民生保障显然落后得太多。

本文将谈到的“暴骑”一族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能是这种膨胀式发展的民间户外运动给社会和政府提出的又一个现实难题。

所谓“暴骑”，是一批有过丰富户外运动经验的驴友自发组成的以自行车为主要旅行工具的更为极致冒险的户外或登山运动，暴骑者主要来自大中城市，以城市白领和在校大学生居多，中间也有一些中年以上身体强健的户外老驴；“暴骑”的路线一般都取在中国西部如西藏、新疆等地的高山大川，参与者追求的就是由刺激且艰难的自虐旅行带来的成就感，而“暴骑族”目前在网上的互动之活跃，已大大超过普通的户外运动爱好者。

据了解，许多人是因为长期参与户外运动结交了大量的户外驴友，也积累了丰富的户外经验之后才开始“暴骑”生涯的，但也有一些是因为对这项运动和这种经历的好奇加入其中，2008年，在几个国内专业性的“暴骑”网站的催生下，骑车去西部已经成为一种户外旅行时尚；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暴骑”网站还是“暴骑”车队都还呈完全民间自发的性质，与户外运动息息相当的参与者安全保障问题也与“暴骑”人群的数量一齐激增。

2008年7月，江西一暴骑车队队长张大庆一个人从景德镇出发往乐平方向骑行，出发后不久在离市区7公里处，撞上一辆停放在路边的一辆挂河北牌照的运猪大货车尾部钢梁上导致头盔破裂，扎破头顶，殉难，引来网上大量的车兄车弟的怀念和祭奠。

2008年10月10日，由18位老年人组成的大同老年自行车队从大同出发，开始了东南亚骑行之旅。他们经山西、陕西、河南、湖北、重庆，于11月4日进入湖南省。车队一行在湖南长沙市雷锋镇附近休整准备出发时，一辆中巴车突然飞速驶来，将62岁的郑果枝撞飞了出去，郑果枝不幸身亡。

至于“暴骑”途中出现的受伤事件，更是层出不穷屡见不鲜。

所以，在些强烈呼吁国家相关的交通、旅游部门尽快把对民间户外运动的管理和安全保障作为正常的行政职责，让这一群阳光心态、勇于冒险和热爱祖国大好山河的“暴骑”勇士们玩得更开心更安全。

备忘：

切·格瓦拉：说格瓦拉先生是“暴骑”一族的鼻祖一点不过，1950年，还是学生的格瓦拉利用暑假进行了一次跨越阿根廷北部12个省，全程4000多公里的暴骑旅行，这段锻炼胆量和耐力经历对格瓦拉之后能成为革命领袖意义重大。好莱坞还专门以此为素材拍摄了一部故事片；当年格瓦拉在笔记中写道：“要了解一个民族，不能只凭借参观当地的天主教堂、当地的神庙、博物馆甚至是圣母显灵地，这些只是最表象的东西。在医院里的病人，监狱里的犯人或忧心忡忡的路人身上，才能体现出一个民族的真正灵魂，你要和他们交朋友。”

余纯顺：虽然当年的徒步英雄余纯顺是用双脚丈量中国的，但他仍然成为今天的“暴骑”一族的精神偶像，最终在罗布泊倒下的余纯顺曾徒走完了川藏、青藏、新藏、滇藏和中尼5条入藏公路。而很多“暴骑”族在余纯顺生前身后的知名度里也在寻找做一个职业旅行家（如寻求商业赞助）的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