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思聪

 

传统媒体人创业做新媒体，很多时候不见得真的需要内容的精英化，必须得服务于你的用户，必须学会如何做产品经理，而产品经理很大的要求就是你要放下身段，因为是用户决定。而优秀的媒体人，多少都会有一些精英情结，所以对这种精英主义，可能会形成一个挑战

 

 

亚洲周刊：您觉得现在的大陆媒体人，比如南周的邓科出来创办的智谷趋势，凤凰周刊的黄章晋创办的大象公会，这些新媒体和原来他们所在的媒体，有什么最大的不同呢？

 

胡泳：当然区别很大，原来是机构性的媒体，这边是属于自己做的自媒体，这样的区别非常明显。

 

亚洲周刊：对，但其实他们也同样在一个国家，面临的是类似的管制，面对管制，新媒体就能够找到一个好的解决办法吗？

 

胡泳：大环境当然具有一致性，但毕竟，在机构工作时，机构还有一层管理，你现在至少是机构的管理去除了，那么从管理方式上，原来媒体机构形成了一整套的管理体系，和现在新媒体、自媒体的管理体系，也是不一样的——不管是力度，还是方式方法，后者的空间肯定是更大的。

 

亚洲周刊：那在这样的不同下，您如何评价从2013年底以来，媒体人争先恐后出来创业的现象呢？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胡泳：这是一个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肯定一个原因是，传统媒体受到新媒体的挑战以后，总体来讲，是走下坡路的。然后，也有个人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觉得在传统媒体里，没有办法施展，而新媒体存在一定的机会和实验的可能性。

 

然后，因为商业模式不一样，有可能在创业的情况下，会获得投资，于是获得一个和传统媒体不一样的增长空间。我觉得是多重因素，甚至也包括个人的特殊的因素。

 

亚洲周刊：您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吗？

 

胡泳：我觉得不必太担忧这种现象吧，看上去确实是很多很成熟的媒体人，很有成就的媒体人，都在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说，媒体这一块会永远吸引一些有使命感、有抱负感，想对社会做向上的改善的尝试的人，这种人会永远存在的，所以不用太担心会有一个类似人才流失的现象。因为我觉得这方面的人会层出不穷地出现，很多时候，我觉得不是因为人出现不了，而是因为环境的各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其实只要环境变好，还是有很多人愿意从事新闻业。

 

亚洲周刊：现在的大陆新闻的管制环境，从2013年以来，我们的观察是逐渐不太好了，这种环境的恶化不会造成人才流失吗？

 

胡泳：当然，大家出来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环境不太好，比如说，有的人就是有志于做调查报道，但是你又做不了，那你就不如去做点别的事情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调查报道这一年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因为这样一些新闻报道，需要一个很好的新闻环境。当然，另一些新闻类型，对于环境的敏感性没那么高，所以就受到的影响就不多。

 

而在调查报道这一类型上，我们可能不说人才流失，但至少，可能会出现一个人才断档。比如说很多人做了很多年调查记者，他们的经验都在这个地方，但是他们又不可能把这个经验进一步运用，或者传授。而新的人成长则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调查报道的人才，断档应该是存在的。

 

亚洲周刊：现在这一批出来创业的很多以前是资深记者，他们出来创业的优势和劣势在哪里呢？

 

胡泳：做新闻的人，对于中国发展走势的可能性，我觉得他们有一流的嗅觉，就是他们知道，社会的脉搏在哪里。另外，新闻记者这一行，多少能积攒各种人脉关系，所以我觉得，他们创业不会是零起步，还是会建立在之前的工作之上。

 

不利的地方，我认为，做新媒体，很多时候不见得真的需要内容的精英化，很多时候你必须得服务于你的用户，很多时候媒体人必须学会如何做产品经理，而产品经理很大的要求就是你要放下身段，因为是用户决定嘛。而优秀的媒体人，多少都会有一些精英情结，所以就是对他的精英主义，可能会形成一个挑战吧。

 

如果他是找一帮人创业的话，肯定跟纯粹的做媒体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因为创业意味着就是，比如说，如何打造一个团队，然后又能在一定的时间压力下把产品开发出来，又得跟投资人打交道，我觉得这从原来的工作来讲，这肯定是他们的短板，毕竟原来的工作，很多都跟创业没有关系。但是，这些出来的媒体人，他们都不是毛头小子了，他们在创业的时候，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那么，在一个成熟的心态之下，同时又有重新来过的创业热情，我觉得也很可能弥补前面所说的那些短板。

 

亚洲周刊：黄章晋的大象公会、邓科的智谷趋势，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内容生产商，但是从那次新媒体会议上来看，可能没有一个很好的商业变现的方式，您觉得这种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如何解决呢？

 

胡泳：他们各自的模式其实不太一样。大象公会实际上，还是喜欢比较长的文章，比较认真阅读的读者，才会去读他们的东西。它是碎片化阅读的反向发展，黄章晋可能坚定地认为，在这个时代还会有一些人，真的会要读这样高质量的文章。但如果单纯从读文章的角度来讲，他的盈利前景，是比较渺茫的。但他可能会通过做这样的影响和口碑，把盈利点放在别的地方，不见得来自于它的文章。

 

那智谷趋势，实际上它是想做智库。实际上，作为智库，它就不是面向普通用户，而是面向一些大的机构。那它的问题就是，提供的产品是不是足够好？这和大象公会不一样，它更多地还是说，你的机构客户要什么东西，你能够提供什么样的独特的东西，而其他类似的智库不能提供？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方向不太一样，很难说，他们就不行，因为他们还在做各种实验。

 

亚洲周刊：现在是否有一个比较成熟和可行的新媒体商业变现方式呢？

 

胡泳：看你怎么定义新媒体，因为新媒体的定义是很宽泛的。你要说自媒体，其实我们以前早就说，成功的自媒体人早就有了，郭德纲、周立波，包括郑渊洁都是很成功的自媒体人。如果抛开所谓的互联网光环的话，他们就是自己生产内容，然后这些内容有高度的用户粘性，像郑渊洁一个人写一本童话杂志，读者那么多，然后他自己活得很好。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你要是真的有只有你自己能做、做得极为出色的东西，内容供应商还是可以成功的。有的人可能不是内容供应商了，内容只是他的噱头。

 

亚洲周刊：那些不是属于内容供应商的新媒体，现在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变现方式呢？

 

胡泳：有的新媒体在做自己的电商平台，它可能不是那种大型的包罗万象的电商平台，但假如充分开发自己的用户潜能的话，这条路也未尝不是走不通的。

 

实际上商业变现，这个取决于你用什么东西来衡量。如果说你就是养一个自媒体，通过广告的方式实际上是很容易的，并不见得有多难。但是如果你不满足于这一点，你想扩大，就不再是自媒体了，你就可能是一个营销机构，你可能像徐达内一样，是一个排榜机构，那你的盈利模式又是另一回事了。

 

亚洲周刊：比如说，黄章晋的大象公会，按他自己的说法，还是一个撕钱的过程，而他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自媒体，而是一个机构，团队。但是他可能面临的就是无法变现的问题，如果大象公会的资金用完以后，您能设想一个更好的盈利方式吗？

 

胡泳：所以他还在开发其他的产品啊，实际上，创业是这个样子的，你开始想做什么，和你最后做成了什么，实际上是差别很大的。开始你可能只是想抱着一个东西来做，但是你真正创业以后，你可能会碰壁，可能会找到新的模式，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千变万化，因人而异的。

 

大象公会可能会存在，可能只是作为一个品牌的号召力而存在，他可能会开发出其他东西，然后来养大象公会，这也没什么不可以。比如很多做纪录片的人，他用画画来养活自己，这没有一定之规，也不需要把什么事情都看得那么物化。

 

亚洲周刊：最后一个问题是，在互联网时代，严肃内容是不是不可能具备赚钱的能力呢？

 

胡泳：不一定。实际上，用户会愈来愈分化，那在分化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凭借高质量的内容来赚钱，现在只是各方面的分化还不能达到那个程度，或者说，商业模式还没有达到这种成熟的地步。在西方，像《纽约客》这种老牌杂志，在今天也还做得不错。所以，不要用现在的东西，来预测太长时间的事儿。比如在过去做手机视频，有人说不要做长的手机视频，只能做几十秒，因为长了没人看的。但实际上，随着手机的普及，技术的改变，用户在手机上已经开始看很长的视频了。

 

所以，没有一定之规，很多现象都是暂时的，随着技术的发展、用户的分化，还会出现很多新东西。

 

亚洲周刊  2015年2月8日 第29卷 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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