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监督员”创的哪门子新？

文/魏英杰

云南日前向社会征集100名媒体义务监督员，据称这是全国首开先河的一大创新举措。话虽如此，这种做法还是引起了很大争议。在11月9日云南首次召开的网络新闻发布会现场，就有网友质疑：这岂不等于鼓励监督员打小报告、告黑状，充当“新闻秘密警察”？（11月10日《中国青年报》）

类似担心并非毫无必要。就在记者节那天，云南搞了一场规模庞大的宣誓仪式：全省数十家媒体上万名新闻工作者向社会公开承诺做负责任媒体，坚决放弃暴力、血腥、低俗、灰暗的新闻，让新闻更加温暖、更加阳光、更加有力量。此举被解读为“只能报喜，不能报忧”。把两件事情联系到一起，确实不能不让人不浮想联翩。

再从事情本身来看，设立媒体监督员的“卖点”是让媒体接受社会监督，从而增强自律意识，实现自我管理。（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语）但这些人都是由省委宣传部、省记协敲定的，终究摆脱不了“权力代言人”色彩。即便媒体监督员来自社会各界，也很难让人相信他们会对媒体独立作出评判。更不用说，这些人是怎么“选拔”出来的，入选后又如何开展工作，目前来看尚且缺乏公开透明程序。让这些人监督媒体，谁来监督他们？

这里存在一个悖论。理论上，新闻媒体是代表公众来监督公权力，如今设立的媒体监督员，则是让公众监督媒体，那么究竟谁真正代表公众，似乎成了一笔糊涂账。舆论对公权力的监督尚且有迹可循，毕竟媒体报道（多少）能够反映公众呼声，可这些媒体监督员本身来历不明，凭什么说他们代表着公众意见？究其实质，恐怕仍然是权力在监督媒体罢了。

在公权力面前，事实是媒体的力量并非太强而是太弱了。这时候，再多出一群不知躲在何处的媒体监督员，动不动就向上级部门反映问题，新闻媒体的日子还怎么过。当然，新闻媒体也难免会出现问题，但媒体报道是公之于众的，别说上级主管部门时刻盯着，老百姓也看在眼里。比如在云南“小学女生卖淫案”中，据称当地几家媒体存在“炒作”情况，主管部门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对其进行了批评和处理。

当地媒体主管部门眼光如此犀利，倘若真是为了监督媒体，何必劳烦媒体监督员出手。这么做，莫非是为了让这一切看上去更加具有群众代表性？

在现代社会，合理的逻辑应当是这样：媒体监督权力，法律监督媒体。这才是防范媒体滥用话语权的正常途径。公众是一个宽泛的概念，若非经由民主选举程序，任何代表制都是十分可疑的。事情往往如此，既然有公众代表，难免就有不被代表或擅自被代表的情况。所以，只有真正体现公众意志的法律，才能够公正地履行监督媒体的职责。比如说，媒体报道失实，完全可以告它诽谤——这时候，哪里用得着绕弯子找媒体监督员。

今年来，云南俨然成为国内一大“新闻富矿”，各种事件层出不穷，倍受舆论关注。大概是这个缘故，当地在舆论应对机制方面进行了不少探索与尝试。总体来看，有些措施颇有新意，也体现了当地加强舆论沟通的良苦用心。比如这次召开的网络新闻发布会，就不失为一步好棋。可这个媒体义务监督员，怎么看都让人不明白究竟创的哪门子新。

也许正如网友所言，这不过是公权力给媒体手中的笔杆子加上套子而已。

2009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