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魏英杰

近日，作家张炜在上海大学讲座时，对文学圈炒作成风表示严重不满。他说：“我们的文学越来越朝着下作肤浅的路上走去。在这个过程中，出版商和批评家们形成了共谋。文学好像被一个强大的现代妖怪所挟持，无法突围。”“那些所谓的‘优秀文学作品’依靠炒作赢得市场。不愿意戴个‘歪帽子’的‘文学正宗’却反而会被斥为不识时务。”

炒作这个词俨然成了时下最为便利的批评武器。一旦抄起这家伙，道德礼义全占到了自己这一边。也因如此，当人们从嘴里轻轻吐出这两个字的时候，基本用不着深思。然则，张作家身份所系，乃以思索人生为务，怎么也如此积极参与反炒作活动？这一点颇让人纳闷。

从本质上来讲，文学创作属于艺术生产的范畴，与市场（出版活动）并没有必然联系。譬如曹雪芹写红楼，心里肯定没有想到是要拿书稿到大街上换肉吃。但是，文学创作中还有一种专为市场而作的产品，这种作品可以称之为市场文学或消费文学。比如动辄卖上数十上百万册的畅销书，走的就是这种创作路线。张作家认为“文学越来越朝着下作肤浅的路上走去”，矛头所指便是当前市场文学占据了文学创作主流地位的事实。

问题在于，服从于市场的写作从来就要比服从于内心的写作要来得浮华、耀眼，而对于服从于内心的写作的作家来说，这种一时浮华与他的终极目标丝毫无涉，他根本不会以此为意。这就像一个远离世俗的和尚，如果非得和房地产商、煤矿老板较劲，那就有点犯傻了。当然，果真的想得厉害的话，在讲究个人自由选择的今天，应当立即脱掉袈裟以从俗欲。以此来看，身为“严肃作家”的张炜，不经意间似乎患上了“文学思春”的毛病。

当然，文学与市场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并不那么泾渭分明，文学创作毕竟和敲木鱼、念经书是两码事。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理应“躲进小楼成一统”，但是走出书斋后，搞搞文学串联（开讲座），为自己的作品做点宣传工作，也不为过。所谓炒作，实际上是一种过度宣传。但什么才叫作“过度”，特别是对于文学作品来讲，缺乏可以量化的标准。概而言之，只要不引起受众普遍反感的“广而告之”，还是不要动辄抡起“炒作”的道德棒子为妙。

以此来看，张作家的批评又似乎过于严苛了。当代文学真的被“炒作”这种“现代妖怪”挟持了吗？果如此的话，当代作家的生存能力也未免太差了——在市场经济的浅水弯里游个泳，还就集体溺水了。炒作会不会葬送文学创作的前途，本身也是一个很可疑的话题。迄今为止，至少在那些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还未曾听说过作家活生生被“炒作”噎死的案例。

实际上，张作家对于上述所云未必懵懂不知。无非俨然以“文学正宗”自居的他，不屑于戴上炒作这顶“歪帽子”而已。但这似乎也不是张作家参与反炒作活动的全部目的所在。据报道，讲座结束后，张炜悄悄告诉记者，明年他将有一部非常好的新作问世，“我觉得它将超越我以往所有的小说，成为我最好的作品。”原来，“不食人间烟火”的张作家终究还是不能免俗。——在厉责当代文学、出版商、批评家的同时，他已经为自己搭好了超常规炒作的天梯。

有鉴于此，如果要为张作家奉上一顶有别于“歪帽子”的帽子，“反炒作的炒作”这一顶，在我看来大小正合适。

2006年7月3日，《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