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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9日，中国美院隆重举行90周年校庆。我和同事4月8日下午去美院象山校区观展，在建筑艺术学院偶遇中国美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王澍。巧合的是，6年前2012年王澍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成为中国籍获奖者第一人时，我也是在这个地方和全国各地的媒体一起采访了他，回来后出了两个版的“生活家”报道，详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79c96501010gl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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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看到王澍，和6年前相比清瘦了不少，穿着卷着裤腿的牛仔裤，看上去挺精神。他依然和太太兼工作搭档陆文宇形影不离，忙着接待各方嘉宾、校友和学生们。他和太太都能讲流畅的英语，直接用英语接受采访或者和老外聊天，在接受我们采访之前，他刚和一位德国朋友对话，聊了自己近期的建筑思路和想法。

这次采访，纯属见缝插针，因为王澍对我们那次做的“生活家”版面仍有印象，所以他说能抽出一点时间和我们聊一聊。于是在茶歇处倒了一杯红酒，他说“到那里坐吧，比较安静”。这处所在是建筑艺术学院的长条形天井，两边木结构房子是醒目的土黄色，周边摆着几尊中国古代石头雕像。太阳暖暖地晒过来，我们坐在树下，在中国古代书院式的环境中，听王澍谈建筑和自然的关系。王澍一如既往的尖锐和富有批判精神，又有着耿介和狂狷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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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澍的建筑理念是“返回自然”，中国山水绘画给他很大的支持。他认为中国园林代表中国建筑的最高境界，但园林属于绘画性而不是雕塑性，“并不是你造一座假山，就是代表园林。园林是人格，是哲学，是空间状况”。

“富春山馆”是王澍近几年完工的一个大项目，他将富阳的美术馆、博物馆、档案馆三馆合一，呈现现代版的“富春山居图”建筑群。另外，他还在富阳文村规划建造了十多幢民居，打造他心目中的“乡村乌托邦”。

4月8日，也是葡萄牙设计师、普利兹克获奖者阿尔瓦罗·西扎为中国美院所设计的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开馆的日子。西扎也是王澍向中国美院推荐的欧洲顶级建筑师，“在中国，真正好的现代建筑师非常少，这位葡萄牙设计师西扎做的就是现代建筑，这样的建筑你在全中国很找出十个吗？恐怕都很难。它是特殊空间的感觉，即使在今天，这样的建筑对中国的现实来说，仍然是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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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的设计，有没有中国人的参与？

王澍：中国人是帮助做技术实现，设计都是西扎做的。他的这个设计，至少让我们知道外国人的最好标准是怎样的。我们做中国式的建筑，但不是说没有可比性，文化之间大部分是相似的，一定有好的标准可以很接近地进行讨论，让我们的同学们老师们直接在这里就能看到什么是最好的，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超越。

记者：您指的建筑文化相通的地方，是在哪里？

王澍：除了他特殊的空间感觉，洗练的几何语言，还有他对环境的态度。一开始我们学校希望他做一个高的建筑，但老建筑师坚持做矮的，因为我做的建筑就在旁边，他要向我致敬，这是基本的态度。什么是建筑和空间的关系？这可以看出什么是标准，他有自己的标准。

记者：除了富春山馆，这几年还有哪些建筑项目？

王澍：这几年美术馆博物馆做得比较多，可能做得比较有影响，所以找上来比较多，另外乡村建设会是我们的重点。中国文化还活着的，还存在的，主要是乡村，我称之为中国文化最后的保卫战。你唱一遍国歌就知道，中国文化到了怎样危急的时刻。乡村工作基本是我们建筑师发出的最后的吼声。

记者：具体能介绍一下你们乡村建设的计划吗？

王澍：做的过程很难，涉及到比较多的问题，我的工作原则是任何事情还没做成之前，它是秘密的，不能讲，等你们看到有报道，就知道做成了。中国的好事一定要闷着做，太早宣传绝对会变成坏事，这是中国特别的地方（笑）。

记者：中国美院90周年，有什么关于美育方面的话想要表达？

王澍：大学的核心是教育，我们谈民族文化保护啊，文艺复兴啊，伟大振兴啊，自主创新，等等，核心都在于教育。你有没有可能让创造性的有良心的，有社会意识的，但是又没有太多条条框框的预先设定，能让这些创造性有所发生，否则所有东西都只是一种说法，它不存在。比如建筑的自主创新，教育的自主创新，在中国存在吗？只有一点点，极脆弱，远没有我们说的那么好，特别不容易保存和存在，就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教育干的就是这个，我们做的就是这个星星之火。星星之火极容易被扑灭，很多习惯观念让这些不能发生，包括制度里面的一些习惯，等等。

美术学院可能算是不多的地方，还能保持相对宽松，比较自由，不太功利，没有那么强烈的目的性。让人文的艺术和创造的自由的东西，不拔苗助长地自然开花自然结果，这是中国目前最难办的，看上去最朴素，也是最难的，所有人都用力过猛，目的性太强，口号喊得山响。

记者：我们也在做改革开放40周年的报道，对中国美术教育或者建筑变化走过的40年，您的看法是？

王澍：从传统的角度来看，在基本上被破坏完了的情况下，大家开始有点觉醒，我觉得仍然是进步（笑）。我们可能破坏了90%甚至是95%以上，我经常说，为什么没有人愤怒，你看到自己的文化在你的眼前被摧毁95%，大家居然没太大的反应，这个民族是出了问题的，严重地出了问题。

另外一个，我们老是觉得自己落后，需要学习，这既是很谦逊的态度，也是很畸形的态度，我们对自己的生活的认识，对自己的价值的认识出了问题。我们的文化其实是很特别的很好的文化，但我们的自信不够。我们的教育就是模仿，现在比较好，做到了高仿，甚至做到了高仿之后敢说自己的高仿就是原创，到了第三阶段，这个有点……过了。

我们做的事情很朴素，我们认识到原创是特别困难，不是要费多大劲，而只是需要在相对放松、轻松、自由还有点自恋的状态下做出来，这是做教育的极微妙之处。我们属于最朴素的那种老师，没有什么远大理想，因为知道这个（原创）不好弄，所以小心翼翼地做小试验，反复地做。

记者：在大唱赞歌的情况下，您的态度还是比较忧患意识的。

王澍：所以有人说我们是现代中国最后的乌托邦，就发生在这个小院子里面。

记者：美院持您这种想法的人多吗？

王澍：美院的人有两面性，有这种想法比较多，但大部分人都在社会上很能混事儿（笑）。我更强调你说的和你做的必须是一致的，这看上去是很普通的一句话，我敢说99.9%的人是做不到的，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征。特别会说，说的和做的不一样，也不脸红，还反复说。

（接下去关于乡村建设对中国的改变，没说几句，他就被人叫走了，采访戛然而止，王澍却说，我们说得也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