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潜在的徐冉

本报特约评论员 张 生

3月28日，北京地铁车厢里，在深圳“作秀王”比特的策划下，装扮成“唐僧”的小张，为患病的7岁男童徐冉寻求捐款，进行了一场并非行为艺术的表演。“唐僧”在身上挂着两个纸盒子，上印中央电视台《道德观察》的画面，下书一行字：请施主转告徐静蕾李宇春们，有个叫徐冉的孩子不想离开这个美丽的世界，正在病床上等待她们帮助唤醒爱心。善哉！善哉！菩萨保佑！

我们不质疑比特的动机。就媒体的关注而言，比特也达到了部分目的。在这里，我们可以设想事情下阶段的可能性：

其一，徐博客登高一呼，潜水或浮水的浏览者慷慨解囊；或者，新浪网同意商家在徐博客页面上做广告，广告费给徐冉治病，徐静蕾、新浪网、商家、徐冉，当然还有比特，多赢；或者李宇春也振臂一呼，玉米们解囊，或者干脆春春捐出某场演出费，人气更旺。

其二，像地铁里的大妈说的，明星们管这事，还不得忙死？这事不了了之，只有零星的捐款到徐冉那里。

其三，医院提出，出于人道主义，给小徐冉看病不要钱。

其四，社会保障体系突然好了，小徐冉进入国家和社会充分保障之下。

除第四种情况外，目前其它三种情况都有可能。在或然的概率之中游思，是非常牵动感情的事情——以国人的善良，如果他们自己和家人已经得到了保障，绝大多数的人也许会倾囊相助，不待才女和超女吧。

然而，残酷的事实是，绝大多数的我们，其实都是潜在的徐冉。不管是全无保障，还是或多或少的保障，我们都得谢谢那些健康的同胞。他们没有，或者没有立即向世界倒数第四的公共医疗体系施加压力，才使得我们有能力和精力关心徐冉们的命运。

中国的媒体，几乎找不到没发动过读者捐款、帮助重病之人的，而传奇的屡屡发生，说明了比特们的作秀并非全无意义。当原本的作秀达到了目的，它们也就成了令人欷歔不已的现实过程，呼应于我们古老而鲜活的历史。

中国历史上不缺拼命助人的片断：春秋之时，有饱读圣贤之书的某男甲到楚国去求职，路遇同去求职的某男乙，某男甲没有担心某男乙抢了他的Offer，反而虚心切磋，交谈之下，不禁深服某男乙的才情识断。一天，天降大雪，两人在树洞中相拥取暖。中夜，某男甲突然提出，似此大雪，我们难有生还之理，你现在穿了我的衣服去楚国，可能死中求生，反正我所知者君已尽知。某男乙复求同死荒野，终强不住某男甲坚请。某男甲除衣在树洞中裸身挥手而别。来年春，某男乙楚国拜官，来寻故人。某男甲冻死在树洞中，颜色犹生。

古人之仗义，非敢亵渎。但二十四史，此种令人肠断之记载屈指可数，非常态也。非常态的原因，并非仅仅是人心不古，实因无法要求人人为某男甲；以今度之，即使比特的策划达到最理想的实现，也恐同是非常态的，徐冉之后，尚有王冉、李冉……

所以，从长远来说，我们也斗胆跟那些以全社会保障体系之完善为立论依据的时贤们“所见略同”。安得医院千万间，国家出钱看病俱欢颜！

但是，如果完全覆盖，即使只拨每人10000元看病，就需要13万亿。这个恐怖的数字，应令所有立论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人踌躇。在现代化过程中落后于人的中国，左右为难如斯！

因为左右为难，我们理解比特们的强人所难情非得已。但是，比特导演的“唐僧行动”，在本质上是民粹主义的——尽管比特声明并非直接找郭德纲、徐静蕾、李宇春出钱，但他已经把本应提倡的见义勇为异化为无形的强迫——作秀所指向的公共传播，是对现代社会公众人物的巨大压力源。郭德纲、徐静蕾、李宇春们其实无法两全的反应（不反应都已经是一种间接的伤害）和可能遭遇的道德判断，是需要比特们和我们以宽容之心考虑的。

自然，我们乐意看到自愿的前提下，任何人、任何程度的奉献——漂母给流浪的韩信吃的只是浆衣服的糨糊——毕竟，真诚的爱心是不分来源和档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