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泰“奉宪永禁溺女碑”

永泰嵩口古码头德星楼下，耸立着几块不同年代的石碑，其中有一块碑，风化较为严重，但碑上刻的几个大字依然清晰可辨，这就是“奉宪永禁溺女”碑。碑上仅此六字，没有边框落款。奉宪，即奉行法令、奉命之意。

刻碑勒石，以存永久，这是古代宣传和保存文献的一种有效手段。而此碑立于何时，史无明载。这是由于千余年来，此类官府禁乞、禁赌、禁火、禁溺等等示禁碑实在太多，它们大多不是名家手迹，收藏价值或书法艺术价值都不太大，散落各地。有的文字疏于简略，类似现在的标语、口号，史书、方志多不收录、记载。

查《永泰县志·循史传》有载：陆元熙，号慎庵，浙之杭州人。同治初官漈门巡检。性廉介，鸩视势利、卓然有激浊之志。剔污弊，罢冗费，抑靡度，口不兼旨，体不重帛。约老幼士庶于乡，月谕而旬劝之服义。敦行者奖，不率者警。嵩俗喜溺女，创“拯婴局”，存活甚众。尝自言云：“一段真精神，真命脉，流行贯注于半通之绶者，为荫此一方民计耳”。居官十余年，行李不能易敝箧。舆论称之。

巡检始于宋代，主要驻在沿边或关隘要地，协助知县管理该地区事务。永泰县初在辜岭置巡检司，元时移至漈门，明清时设在嵩口但仍称“漈门巡检司”，俗称“嵩口司”，民国始废。从县志中可以看出，清同治时漈门巡检陆元熙，廉洁自律，自视很高。不计吃穿，不置私产，可谓“两袖清风”。一个九品“半通之绶”的小官，却勤政爱民、教化百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其中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力挽当时嵩口溺女陋习，并创办“拯婴局”，救活了很多婴儿。或许这“奉宪永禁溺女碑”，正是他任上所设。原宁波城隍庙中曾保存有同字样的古碑，落款即为同治十二年。

在我国男尊女卑、重男轻女风俗自古已然，《诗经》中把生男生女分别以“弄璋弄瓦”喻之，璋为美玉，后发展为溺死女婴恶俗。战国时期溺女就有一定的普遍性，《韩非子·六反》：“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尔后“生女不举（抚养）”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心理，明清时这恶习盛行，甚至越演越烈，溺女事件史不绝书。究其原因，前人多归咎为“嗣艰者冀目前之速孕，资乏者忧异日之赠奁”，也就是家中无儿的希望妇女早断奶早受孕，以得到男孩；同时担心女儿长大后“嫁女破家”，赔不起嫁妆。但其本质却是，封建的继承制度和贫困造成的残忍。

溺女恶俗又有地域差异。清初左都御史魏裔介上疏，说福建、江苏、安徽、江西等省，“甚多溺女之风”。其实自宋元明清以来，福建一直流行这习俗，是溺女的“重灾区”，历代典籍多有记载。如《宋史》中王鼎“徙建州，其俗生子多不举”，指闽北。明同安教谕金星徽《上两台风俗书节畧》中说“漳南之俗，止育一女，多则溺之”，指闽南。同治时期刊刻的《省例》中列闽省恶习，大要有四：曰火葬，曰溺女，曰花会，曰械斗。

溺女陋习的流行，造成许多社会问题，如进一步漫延恶化，可能加剧男女失衡，户口凋残，劳力和兵源锐减，动摇统治根基。宋以后的统治阶级对此渐有认识，如南宋朝廷对溺婴习俗的禁止；清顺治皇帝下令“溺女恶俗，殊可痛恨，著严行禁革”，乾隆24年明令“永戒溺女恶习”并加以法律解释“倘不遵禁令，仍有溺女者，许邻佑亲族人等首报，将溺女之人照故杀子孙律治罪”。但由于贫困抚养维艰以及溺女的私密性，且“溺女为俗，相沿已久”一般人怵于流俗，很难禁绝。这样勇于移风易俗，为民解难的官绅贤达，有识之士就倍受称赞、留名青史。

在福建，宋时理学家杨时好友俞仲宽出任顺昌知县，作戒杀子文，召诸乡父老为众所信服者列坐庑下，以俸置醪醴亲韵而侑之。出其文，使归谕劝其乡人，无得杀子。岁月间活者以千计。故生子多以“俞”为小字。朱熹之父朱松，出任政和县尉，制治有方，民赖以安。构“韦斋书室”以自警，并首创云根书院和星溪书院。作《谕民戒溺女文》，以禁止当时民间溺女的风俗。明“文坛奇人”冯梦龙，出任“民穷财尽”的寿宁知县，力挽陋习，发布《禁溺女告示》。以通达道理开启顽愚，提倡男女平等，明确奖惩法规，溺女之风“顿息”。还有上文所述清同治初官漈门巡检的陆元熙，无疑都是一些敢于与世俗恶习作斗争的好官员。

清代的统治者标榜施仁政，因此较为重视溺女婴问题，在朝廷的督促下，清代福建各县有溺婴习俗的县都设有育婴堂之类机构，其经费或由政府拨给，或由富商捐赠，迄至晚清，一些西方教会也在福建各县设立了许多育婴堂。在这样背景下，同治初漈门巡检陆元熙，在永泰县嵩口创办了“拯婴局”。并有可能同时竖立“永禁溺女”通告碑，这是顺理成章的事。2003年闽侯青口曾从河中打捞上一块“宪奉永禁溺女”石碑，上下款分别刻有“光绪二年” 和“还珠里保婴局公立”等字样，可知依照当时法规育婴机构立此类通告碑，是保护女婴普遍采取的一项措施。

据史料记载，清代福州府所辖十县均设有育婴堂，“附近有欲溺女者，止其溺而许助钱米为抚养之资”。但各县育婴堂多建设城内，对边远乡镇鞭长莫及。而设立在嵩口，是陆元熙的创举，并以官员身份号召富家积德捐产以救贫女。这些措施深深影响了当地士绅，“拯婴”传统一直延续到解放初期。当时嵩口十甲每年都募集一些钱，专门用于拯救女婴。凡产女婴的贫困家庭可到“新乾利”老板林世裕处领取大米30斤、红糖2斤、红酒5斤及一些婴儿用品。

嵩口的清“奉宪永禁溺女”石碑，记载的是永泰是福州是福建乃至旧中国的一段历史，从中可以读出当时的社会制度和乡俗民情。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原来散落于城镇乡村的大量碑刻遭到了严重破坏，它们的损毁，是中国历史研究永远不可挽回的损失。立于渡口沐雨栉风百余年的这块古碑，如今风化剥蚀严重，碑文已渐漫漶，古碑的保护管理工作亟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