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鲍勃-迪伦来华演出，在中国文化界掀起了一阵虚假的怀旧热潮，很多人，带着朝圣的心态，又或者是因为跟风猎奇，虔诚地坐在体育馆里，结果，只看到一个70岁的老头，带着宽沿礼帽，自顾自地唱了一个晚上，面容干枯苍老，皱纹如沟壑纵横，发音混沌不清。

这就是那个伟大的鲍勃-迪伦吗？没错，他就是那个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民谣摇滚歌手、音乐家、诗人，也被视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代言人。

今年6月，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引进发行了《沿着公路直行——鲍勃-迪伦传》，作者是英国作家霍华德-桑恩斯，译者余淼。

这本书不同于此前鲍勃-迪伦写的自传，作者曾经是《星期日镜报》的记者，擅长传记写作，下了许多考证功夫，写作过程中对超过250人进行了不同形式的采访，同鲍勃-迪伦生活中几乎每一个重要人物都建立了联系，获得了大量未曾公开过的资料。

这种传记写作方式值得信任，就连未获得鲍勃-迪伦本人授权这一点，也可以看作优势，有利于作者保持足够的客观性，不必主动被动地美化主人公，可以更直白地还原事实。

读这本书，你能够看到鲍勃-迪伦与伟大并行的另一面。一般来说，时代偶像都被赋予了单向度的光辉，伟大似乎与生俱来，与凡夫俗子迥然不同，实际上并非如此，很多人的成功只是才华加偏执加运气再加机缘的结果，鲍勃-迪伦也不例外，他的才华遇到了适合他的时代。

1962年，漂到纽约的迪伦终于等来了机会，发行了首张专辑《鲍勃·迪伦》，获得一致赞誉，其中的《答案在空中飘扬》成为反战运动的主题歌，这也是半个世纪之后的中国歌迷最熟悉的几首歌之一。

迪伦的根是布鲁斯，他很小就开始弹奏钢琴和吉他，组织乐队，但在演奏方面谈不上有什么高深的造诣，但这不妨碍他展现自己的创作才华，无论是在旋律还是歌词方面，迪伦都表现出了天才所具有的打破常规的独创性，旋律更加随心所欲，歌词则充满天马行行空的诗意。

通过以前拍摄的纪录片，我们可以看到迪伦创作的过程，他更像是一位作家，简单地坐在打字机前，断断续续地敲打键盘，嘴里念念有词，间或哼出一段段旋律。

有的时候，一首新歌马上要录制，迪伦的歌词可能还没完全写好，乐手只好苦等，也许几个小时之后，一声召唤，录制就要开始，没有排练，所有人都是配合迪伦发挥，迪伦不结束，整个乐曲就不结束。这种创作方式对现在的音乐人看来，几乎是无法想象的。

但是，迪伦的很多经典歌曲，就是这么诞生的，在60年代中间的创作高峰期，旁人眼中的迪伦就是一个不停写东西的家伙，他也对别人说，那些歌彷佛自己要跑出来。

在整个60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占据了年轻一代的生活，1964年1月，马丁·路德·金发表了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四个月之后，迪伦发行了新专辑《时代变了》，其中便有更多的民权歌曲，专辑封面上的迪伦紧蹙双眉，而在现实中，他也被公众当做抗议时代的代言人。

没有人比迪伦更适合代言的角色，他虽然有点不修边幅，个人卫生习惯也不敢恭维，但上天眷顾，长了一张略带婴儿肥的英俊面庞，说话幽默风趣，时而放任不羁，充满无法解释的个人魅力，很容易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迪伦曾被视作充满社会责任感的歌手，他的一些歌曲甚至完全是根据新闻报道写的，这种积极介入现实的创作也影响到许多歌手，甲壳虫乐队的约翰-列侬便是其中之一，大家认识到，音乐可以影响人们的情感，也可以改变现实。

不过，当某种东西变为主流，迪伦便会本能地产生抗拒，他曾经说，我觉得主流文化很落后，是个骗人的把戏。迪伦并不喜欢成为某种代言人，特别是在他能够掌控局面之后，1965年，迪伦公开放弃纯民谣路线，开始带着摇滚乐队表演，结果所到之处，嘘声不断。因为在那个年代，民谣不但是音乐，也是抗议，某种程度上担负着“音乐时评”的作用，而喧闹的摇滚乐则属于享乐。

事实证明，迪伦又一次领先于时代，随着越战结束，社会矛盾逐渐化解，欧美左派激进主义日益式微，民谣也基本结束了它的抗议使命。

直至今日，鲍勃-迪伦仍在坚持巡演，这是一个奇迹。2007年，鲍勃·迪伦凭借“对流行音乐和美国文化的深远影响，尤其是其充满感情、极富诗意的作品”，获得普利策委员会授予的特别荣誉奖，在2008年，他甚至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这份殊荣，除了迪伦之外，还没有歌手得到过。

阅读迪伦对中国读者来说会感觉很有趣，因为我们同世界隔绝了近三十年，在我们停滞倒退的时候，欧美经历了一段深刻的矛盾、反思和变迁的阶段，迪伦的歌声参与了这一进程，他是那个时代最鲜明的标志。

对我们来说，迪伦是一条通往历史的捷径，而不是怀旧。事实上，我们无旧可怀，而且，我们至今没有出现一位迪伦式的歌手，或者说，没有出现迪伦的可能。可以说，我们的音乐没有找到应有的力量和深度，便一头扎进了消费时代，文化或许也是。

我们几乎完全错过的迪伦和他所代言的那个时代究竟如何，这大概就是《沿着公路直行》这本书所能告诉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