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11，三鹿集团承认三聚氰胺污染事件

“结石宝宝”小梦涵的这一年

2009-09-10

    

　　2008年12月4日，“结石宝宝”马雪菲在去医院途中死在了母亲怀里。

    

　　深圳市儿童医院，等待检查的空隙里，爸爸和小梦涵做着简单的游戏。

  去年9月11日，三鹿集团发表声明承认三鹿婴幼儿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三鹿门”掀起巨浪。一年来，对三聚氰胺引发的“三鹿事件”的检讨，从官方到民间，从媒体舆论到案头文牍，都已可谓数不胜数。“结石宝宝”也成为这一年无法回避的词语。

  查出结石

  “看着孩子撕心裂肺地哭，我的心痛到了极点。孩子，是爸爸没用！”

  当时，周进夫妇在厦门打工，孩子留在湖南道县老家由爷爷奶奶照看。周进在电视里看到三鹿事件的报道，他的忧虑与日俱增。妻子刘欢是河北徐水县人，剖腹产下周梦涵后回老家坐月子，孩子4个月大时，小夫妻想着为女儿将来存点钱于是出门打工，开始喂小梦涵三鹿奶粉。

  全国各地发现越来越多的“结石宝宝”，周进打电话让母亲带着孩子到县医院检查，“当时我妈正在给小孩喂三鹿奶粉”。第一次没查出结石。2007年5月25日，女儿周梦涵正是出生在这家医院。

  周进没等到一个月，找了在医院里当护士的姨妈，又给孩子做了一次B超。后来他在医院的检查报告背面写了一段文字，描述了这次检查的情景：“我颤抖着手把孩子的衣服脱下来，然后用力按住孩子的脚，看着孩子撕心裂肺地哭，我的心痛到了极点。孩子，是爸爸没用，没钱给你买进口奶粉才让你受这么大的罪。爸爸对不起你。”

  周梦涵查出结石时，卫生部已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医疗机构对经筛查确诊为泌尿系统结石的患儿实行免费救治，不得拒诊患儿。筛查和救治费用由接诊医疗机构先行垫付，待查清事实，分清责任后，依法结算。

  

  发现尿血

  东拼西凑并借了5000元高利贷凑足2万元到医院，“医院说他们治不了”

  自从女儿诊断出结石后，周进便关注所有关于三聚氰胺结石的信息。电视之外，互联网成了他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医生告诉我孩子的病没法治，只能是回家喝水”。广泛收集资讯给了周进信心，他在湖南老家道县医院拒绝开转院证明的情况下，带着孩子到厦门求医。“因为我孩子在厦门也买过三鹿奶粉。”

  厦门市第一人民医院给周梦涵做的B超诊断单上写着：左肾可见一大小约1.1cm×0.6cm弧形强回声斑，后伴声影，超声提示：左肾结石。

  有一天，小梦涵洗澡时想尿尿，结果周进在她的尿中看到了血。“我和老婆一路哭着带孩子到医院。医生看了后说‘哦，尿血了呀。’”医院的检验报告单上，孩子尿液的红细胞计数为15181，而正常参考值是0-11.7。

  “医生说住院需要3万元。我哪里有那么多钱啊！”周进说，他找遍了有关部门，最后甚至打了110。最终，东拼西凑并借了5000元高利贷凑足2万元到医院，“医院说他们治不了，让我到北京市儿童医院去。”

  

  拒领赔偿

  “签了那个协议，就等于我放弃讨回公道的权力”

  周进夫妇辞掉在厦门的工作，带着孩子到河北徐水县，试试在三鹿集团的所在地，是否能让小梦涵得到治疗。“我们找过河北的几家医院，他们都不接收，才去了北京。”

  刘欢说，北京的消费很高，而且从预约到看病一天就得花费六七百元钱，“中午去，晚上才到，得到医院保安那儿领个票，才能在第二天早上4点去排队挂号。挂完号还要等几天，于是在徐水至北京来回跑了十几次。”北京市儿童医院的超声诊断报告显示孩子左肾有1.1cm×1cm的结石。后来又给孩子做了肾脏造影，“医生连造影都没看，说孩子病情还没严重到卫生部的住院收治标准”。

  “医生说，等到结石堵住输尿管，小孩子出现肾衰竭才能住院。”周进说，他当时很气愤，用手机将医生的话录了下来。

  湖南老家包括厦门的政府部门联系周进，让他回去领2000元的赔偿金，“厦门那边说2000元不行，可以按3万来赔付”。但周进拒绝了赔偿，“我最需要的是给我小孩子看病，把病医好。赔偿的话，说实话我还真没想过你要赔我多少钱，而且国家这两年灾难很多，确实困难，没钱赔偿我都能理解。”

  “赔偿承诺保证治疗到18岁，18岁之后怎么办。签了那个协议，就等于我放弃讨回公道的权力，孩子长大以后，我怎么向她交代。”周进觉得，接受赔偿协议与否，事关一个父亲的尊严。

  周进说，他跑过的国内5个省份的多家医院，拒绝免费收治孩子的原因几乎一致：“一家医院说他们垫付后，谁付钱给医院，之前非典垫付的钱还没解决呢。”

  危急时刻

  孩子发病毫无预兆，突然间就快不行了，当时家里一分钱没有

  在北京看病，周进很快花完了之前借的一万多元钱，最困难的时候北京的律师还捐钱给他。他曾想自费让孩子住院，医院的回复是普通病房已满，只有国际部有床位，要入住先交5万元。孩子这时尿很混浊、很臭，尿血也越来越频繁。

  “到了我们把钱基本都花光的时候，一名医生才告诉我们医院里有个姓高的医生专门负责诊治‘结石宝宝’。”周进夫妇说，他们在一间不起眼的办公室找到了高医生，做了孩子自得病以来首次免费检查，高医生还免费给了他们一盒药。

  周进在北京认识了一些“结石宝宝”的家长，其中包括来自山东的侯荣波。侯荣波对周进说，他的孩子侯海淇出生后就一直喝三鹿奶粉。2008年9月13日查出患有结石，9月17日又查出患有白血病，今年1月6日，快满一岁的孩子出现呼吸急促、循环系统衰竭死亡，死前肾脏里还有两颗较大结石和很多小结石。

  在侯海淇之前，2008年12月4日，湖北麻城的“结石宝宝”马雪菲在去医院途中死在了母亲怀里。由于没有母乳，这个当年1月12日出生的小女婴生前喝了8个月三鹿奶粉。周进听说，马雪菲死得也很突然，死前3天还到医院做过B超复查，显示结石比出院时小了。家里人都以为孩子逐渐康复，没事了。但12月2日晚上，马雪菲发热，第二天出现腹泻、呕吐，不想吃东西，哭闹不已。孩子父亲说，带孩子到乡卫生所打了两针，当时医生诊断为风寒感冒，没见好转，准备送大医院时，孩子就不行了。

  马雪菲和侯海淇的家长都要求对孩子尸体进行尸检，但被相关部门拒绝。

  今年四五月份，小梦涵在深圳龙岗突然出现呼吸急促。此前，吃了高医生给的药后，孩子尿血没有那么频繁了。周进夫妇商量，不如一边打工挣钱一边给孩子看病，于是举家到了深圳。孩子发病毫无预兆，突然间就快不行了，当时家里一分钱没有，全家吃饭是靠父亲从工地上打饭来。周进不得不卖掉自己的手机为孩子看病。后来孩子住院，除结石外还查出低血钾和支气管炎。

  绝望之下，周进写了封求助信发到网上。信中他写道：“我不知道该去找谁，谁又会出来管这个事情，前不久抱着孩子去广州市儿童医院检查，医生说孩子的结石移动了，要尽快考虑手术，否则孩子随时会有生命危险，但要先交两万元钱的治疗费，两万元，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别说两万，就是两千元钱我都拿不出来了。”

  然而，9月4日，他带着1.4万元捐款来到广州市儿童医院，做好了让孩子接受手术的心理准备，没有想到医院检查后出具的报告单上却写着“双肾未见异常”。周进和妻子的第一反应就是医生搞错了，要求重新做一次，B超医生则对自己的专业素质充满自信，双方于是争执起来。

  9月8日，为了让自己放心，周进夫妇又在深圳市儿童医院为周梦涵进一步检查，女儿的尿常规和肾功能均不正常。医生说，孩子依然血尿，只是肉眼看不到，建议他从泌尿外科转肾内科诊治。周进打听了一下，肾内科挂一个专家号要60元钱，而且要等到周四才能看病，在深圳市中心多呆一天就意味着多花钱，他还在犹豫是否继续给女儿做检查。

  据南方都市报

未被忘却的纪念

2009-09-10

  本报（都市快报）首席评论 徐迅雷

  一年了，奶粉“911”。我们的新闻很多，所以我们是健忘的，太多新的事件覆盖旧的事件，记忆褪色，视线模糊；对三鹿奶粉和它制造的“结石宝宝”，如今似乎已无法对准焦距——竟然还有媒体想起这件事，记挂这件事，这是怎样的情怀呢？

  去年9月11日，三聚氰胺事件爆发。一种化学物质损害了数十万儿童的健康，一年来多少孩子仍在遭受结石病患的折磨，多少父母奔走在求医和求说法的路上……

  对进展中的事情，只说“纪念”，我的标题本来就不对。食品安全的结石，凝结在亿万国人心头，仍难消失。可有纪念总比没纪念好。但官员的“伤痛”却恢复得很快，比如三鹿奶粉事件的主要行政责任者、国家质检总局食品生产司副司长鲍俊凯，被处以“记大过”处分，却在处分前就悄然出任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局长交椅尚未坐热，很快就重返质检总局出任科技司副司长——两个不同的司而已。官员处分“痒痒挠”，挠得责任官员嘻嘻笑，他笑得花枝乱颤，你就当美景欣赏吧。

  孩子的病，就是家长的病；孩子的苦，就是全家的苦。那些在求医路上艰难挣扎的家庭，其苦是难以想像的。他们是那么的内敛，世界似乎因此而悄无声息。问题可怕在，表面上三聚氰胺事件“平息”了，地底下却在酝酿着另一种食品或药品或其他领域的安全危机……火山喷发前，世界总是宁静的。伏契克的话此刻在耳际萦绕：“人们，我爱你们，保持清醒吧！”

  这世界是有清醒的人与事的。不久前，美国司法部门对辉瑞公司不当营销13种药品，课以23亿美元罚款，而6位检举人则拿到了1.2亿美元奖金。这是监管的分量与司法的力量。美国的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向来严格要求，吃的食品也好，用的药品也罢，你超范围“吹嘘”，就必须被拿下。今年6月1日，我国《食品安全法》正式实施，可是，多好的法律也需要人去好好兑现。我们知道“良知是整个世界的心脏”，但仅仅只有良知是远远不够的，法律法治才是这个世界的定海神针。许多事情本应交由司法法庭解决，但我们却总是喜欢在行政的框架内了断，结果断犹未断。离法治越远，离安定也越远。

  过去，得民心者得天下；现在，得民心者得安稳。维稳者，维民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