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做梦着的诗人，写醒着的诗》

诗歌作品，创造性是首要的要求。于是很多人会误解，以为这种创造性就是荒诞离奇。其实，诗歌的创造性不但不是空虚来风的矫揉造作，反而更依赖背后的普遍性的塑造，才能获得永久的生命力。

首先，诗歌最核心的内质，就是一种秩序的构建。

对于作者而言，诗的内核是诗性。而诗性是什么呢？就是通过对世界不断重新关照、重新缔造、重新创造，生成无限种唯美的秩序，从而在这种秩序构建的背后，确认人本身自由自在自主的存在。即，当你只写一首作品，此时作品本身构建的秩序非常珍贵，但当你写了一千首作品，你得到的就不仅仅是秩序本身，更弥足珍贵的则是秩序生成背后作者相对这个世界的主动性与超越性。所以说“诗性即神性”。

对于读者而言，他不参与创造，作为一个受众，则接受作品对世界的秩序与面貌的重新勾画，通过对世界的一次次被刷新，从而相信世界是极度活化的且充满美感的，并非是沉冗的、僵化的。因而也就体会到了自己生存空间的拓展和生存方式的优化。

这便是诗歌应有的核心反应过程。

之所以叫作秩序，是因为它的创造并非是天马行空、肆意妄为，而是基于公共理性基础上生成的。公共理性是基于人类公认的逻辑方式、现有的知识、艺术原则等形成的公共认知平台。正因为如此，作者能创造的，也是读者可以完全理解和接受的。

之所以叫创造，是因为借助这个理性平台，作者对世界进行了更深入地延展，更多角度地透视，更多方式地整合，从而形成了新颖的秩序与规则。也因为理性平台的存在，作者能更好地持续发力，走得更远，飞得更高，因而让新颖性层出不穷。

正是如此，无论作者的创造多么新颖，公众总是能够借助理性平台而与他最终达到同步化，达到共识。因此无论多么惊骇，最终也可以被合理地消化并转化成最终的营养。

所以，作者在作品中构建的秩序，越是客观，越能为读者认同，越是具有普遍意义，越能在历史中经久不息。秩序越是新颖，越是依赖理性平台来让读者快速跟进，从而变成普遍性的共识，来让新颖的效果最大化。

其次，诗歌的核心手法也要求表达的普遍性。

诗歌的一个最基础的手法就是意向表达。秩序通常是以二维逻辑来体现的，它是从三维的世界中抽象成逻辑性的秩序总结出来的。在表达的时候，通常要经过一个反向地还原，把二维的逻辑秩序转化为特定的立体的事物去实现。这就是意象表达的主旨。这是一个维度的互相转化过程。

当我们把一个逻辑性的秩序，转化为一件事或一个物去表达，事或物因为是所有人都可见可视，以此为中介并建立客观的连接，就具有了最广泛的普遍性和接受性。而纯粹逻辑，则因为是线性的，需要前提的，我们又不能像数学公式一样的推导方式去表达，所以省略性表达中就会歧义丛生。而意象表达则不仅避免了这种歧义，让表达更同步，更一目了然，且因为立体性、普遍性而让秩序具有了系统性，超越了语言本身的限度，而具有了更全面而丰富的内容，也为抒情建立了很好的发力点。

对比意象和象征，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这种普遍性。象征是完全主观地在物上设定一个意义，这种连接不是客观的，而是人为地强行地捏合。比如红色象征喜庆。红色本身是无法与喜庆客观连接的，它完全是人为的约定俗成。这很容易就把文义拘囿在一个封闭的文化里，丧失了普遍性。比如红色在很多国家的股市里设定为下跌，是令人沮丧的。但意象则不同，比如七步诗“煮豆燃豆萁”的意象，在表达同胞相残的时候，任何国家的豆子生长与形态都是一样的，烧豆秧去煮豆子，这永远不会在文义上造成对同胞相残理解的歧义。更有甚者，象征使用上甚至与文化的约定俗成都毫无关系，只是纯粹私密性地设定，比如用钟表象征着痛苦。原因只是他小时候懒得写作业，却被父亲逼着写，在装模作样过程中，只听到时钟滴答的声音，让他无比压抑与痛苦。这种象征，如果作者不交出密码本，不长篇大论讲讲当时的场景，读者永远无从破译，这就把表达进一步封锁在更狭小的范围内。

对比更多的表现手法，也要求我们优化，来强调这种普遍性。

当然，普遍性的体现，还体现在更多的方面和层面，这里不再赘述。总而言之，普遍性的实现，依赖于尊重诗歌的公共理性本身。

离开了普遍性，诗歌就只能成为一种原始的巫术，靠着装疯卖傻才能让不明真相的读者陷入到看似高深的云里雾里。当然，普遍性也不是让人们去循规蹈矩，局限在时代中，去创作不疼不痒的作品，它更多强调的是永远去渴望永恒，渴望放诸四海皆准。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时候我们都能创作出超越时代而经久不息的作品。而只有怀着这样志向的诗人，任何时代都能彻底体会到诗性带来的根本性的生命活力，而不为时代所拘囿。

所以我愿意去“做一个梦着的诗人，写醒着的诗”。梦想着缔建一个个永恒的秩序，来发现人自身的无穷无尽地活力，超越作为时代中、作为历史中、作为世界里的人之局限。同时去写最具普遍性的诗，而足够的普遍性而成为人类共同财富的诗。这样的诗，只可能是最理性的诗，最清醒的诗歌。

错河

2020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