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让历史为诗情而记忆

这部《三联星》，是我在史诗方向上探讨的第一部作品。写史诗，是我在北大读书期间所一直向往的事情。

我曾经在1989年上初二的时候，受当时大环境的影响，立志要当最大的官，当中国的总统，来实现对民族的拯救。为此我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农村孩子，猛然长大又突然爆发，一路上了人大附中，又考进了北大法律系。

在人大附中读高中期间，高一第二学期就分了文理科班，农村来的孩子文科的基础都不怎么好，完全是靠理科支撑成绩。但那时如果考大学的法律系，就只能从文科去报考，所以我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去了文科班。那时只有懵懂的印象，所有国外的总统都是读法律出身，所以只有读法律专业，才能实现当总统的目标，并且最终完成这种拯救。年级组长耐心的给我做了很多思想工作，一直到了高三还在劝我回到理科班，因为我的理科成绩奇好，他总是对我说：按照我的理科成绩，去北大和清华随便挑，但选择文科的话，谁也难以预料最后的结果。但我为了自己的理想，还是坚持了下来，最终还是考进了北大法律系。

在北大读书期间，我发觉虽然实现了第一步，学了法律，但按照当时的社会现实，几无可能当上总统。其一是因宪法里没有这个职位，其二是当时中国的法律并没有显得如此的重要，而如果想领导一个国家，需要太漫长的仕途的煎熬。我因此转而沉浸在哲学研究中，希望最终做出一个更明智的决断。于是19994那个大一的暑假我开始写自己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但却因为中国的哲学并没有严密的逻辑推理传统，基本是断言式、感悟式的，语言特点并不支持概念推演，因此导致了我在这个过程中的彻底崩溃。

我麻木不仁的消沉过两年的时间，直到1996年，在和中文系的程凯、王卓异和吴浩的长期漫谈过程中，一个新的想法冒出头脑，也就是我坚持到现在的理想：为不到百年的现代文语言奠基，用作品构筑这种语言的艺术价值体系和审美方向。从此我才又重新恢复了气力。从语言的崩溃，到毕生致力于在语言上建树，可以说是从哪里跌倒，就从哪爬起来。

那时我就暗暗的下定决心，一定要写几部史诗作品。

而这个想法虽然一直在心中回旋，但直到2014年，也就是十八年后，我才动笔写出了这第一部史诗风格的作品。当时，我已经写了大约500首短诗，才敢拿起笔来，写了这部《三联星》。

大多数人都知道史诗是西方的概念，要写一部史诗作品，首先应该去读西方的史诗作品，然后才能照猫画虎。

但我没有这样做，我至今没有读过西方任何一部史诗作品。只是因为，我希望按照完全中国的方式来写。我个人以为，史诗没有那么复杂，作为长篇叙事诗，只不过语气庄重一些，结构宏大一些，人物鲜明而传奇，就足以具备史诗的要求。至于格式上，中国人有自己的诗歌传统，和自己的阅读习惯，只要延续并革新中国的诗歌传统，保留其中的精华，又符合现代文自己的规律，就足矣产生中国自己的史诗作品。

所以，如果很多人并不把这部作品定义为史诗风格，我也不会感到失望。

我只简单希望按照自己的方式，能写出一部让自己振奋的作品，并且期待能在现代文的百年以来的开端阶段，为诗歌注入一种新的叙事方式和手法，并且能为后来人开创一个新的体例。为此我觉得行文流畅、极具可读性、内容又详实而深刻，远比不着边际的感叹和花哨的格式更加重要的多。

如果读者一定认为这并不是史诗作品，我并不因此而需过多辩驳。作品的重心应该在什么地方，背后有每个人不同的动机。不必过多纠结于此。

回到这部作品的内容本身，主人公王归的波澜起伏的历史存在，大致可以归类为理想和爱情两大方面。

中国的历史上并没有共和的观念，因此也不可能有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观念。因此我借天上的星与星的井然有序，来表达主人公的懵懂的现代法治观念的萌芽。而为此，他付出了全部的努力。

而在爱情方面，我借主人公的话语，说出了一个关于爱情本身自己设定的社会学模式：也就是人的第一次自由恋爱，还并不懂得爱情本身的角色要求，往往并不是纯粹意义的恋爱，而是对担当父亲或者母亲角色的一个确认过程，因此才会刻骨铭心，因为一旦失败，实际上就是角色扮演的失败，所以大多人会全情投入。因为双方都在确认角色的过程中，同时成功的可能性比较低，所以容易失败。而完成了这个过程后，男女之间的爱情，才变成纯粹平等的独立的相互关系。

同时在作品的形式上，我选择了一直以来都在坚持的韵体。因为长达数千行，如果选择一韵到底，太多地方会显得牵强。所以在韵体的具体形式上，每章一韵。这样做既能通过韵体来使每章读感上节奏比较鲜明，同时又不会因为牵强而使作品丧失了流畅和自然。

无论如何，这是我的第一部自认为的史诗风格作品。未来，我还会继续探讨下去，写出更为深刻、宏大而不失可读性的作品。

而作为毕生的理想，为现代文语言自身的艺术性奠基，衔接文言文与白话文之间的鸿沟，我仍将矢志不渝。我会继续努力用多种风格的诗歌创作，在不同方向上不断探索和超越。我以为，用作品本身来涵盖自己的探讨，远比用理论框架更有意义。至少，不会成为历史上另一种语言发展的桎梏。

至于我能走多远，或许不是当代人所能中肯评价的。在相继出版了诗集《对岸》和《冲积》后，我继而出版了这部写于2014年的《三联星》。或许只有数百年后的人们，才会知道我在这些作品中开辟的路途，是否可以成为那个时代的蹊径。而就当下来说，如果这部作品能带给当代人带来一些回味和参照，我将感到由衷的欣慰。

错河

2017年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