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的功能从产品、资产到资本化，是一个普遍现象。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种世界上独特的、依赖于土地的资源动员方式？是什么使中国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形成了如此土地财政的的路径依赖？

程国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近几年，土地财政问题得到了高度的关注。守英的报告提出了一个分析土地问题的新框架。我认为有几个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第一，土地的功能，从产品、资产到资本化，其实是一个普遍现象。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土地，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都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但不同的是，其他国家工业化的资源动员方式或经济增长方式，并没有出现像中国的这种特殊情况，能否从理论上回答，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种世界上独特的、依赖于土地的资源动员方式？是什么使中国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形成了如此土地财政的的路径依赖？

　　第二，这种动员方式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如此之大，究竟有怎样的政策涵义？需要研究的是，假定中国没有目前的土地制度安排，而选择的是其他制度框架，是否也会出现这种现象？我记得20年前，我接待台湾农业经济学家陈希煌先生来北京学术访问时，当时他对我说，大陆一定要吸取台湾过早地实行土地私有化改革的教训，大陆不要急于实行土地私有化。他担心的是土地私有化会提高工业化成本，阻碍工业化进程。所以，我认为在评估土地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时候，一方面要客观地评价它的积极作用与重要贡献；另一方面，也要评估这种土地财政依赖路径可能面临的风险和问题。

　　第三，形成这种路径依赖的根源是什么？现行土地使用制度或许是问题的根源。但问题是，如果现行土地制度不可动摇或者难以调整，是否还存在有其他制度安排？比如，从全国增长格局看，所有的省区市事实上都是独立的竞争主体，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财政体制和资源配置模式。这种制度安排对土地财政问题，究竟有多大的影响？也需作一些实证性分析。

原文载《中国发展观察》2011年第9期，http://theory.gmw.cn/2011-10/08/content_2748737_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