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有空吗，小龙问。

我们去坎斯克。我答。看着她眼神里流露出的失望，我有一点歉意，是的，有一点儿。但是，可能就一点儿。

就在刚刚，画展的开幕式上，已故画家的“命运”三部曲，每一幅都充满着对苦难生活的悲悯。这几幅画的构图并不普通，带着一定的视觉冲击，内里传达出的苦难，站在画面外面也能体验到。小龙说，这是在九十年代，老百姓深陷生活的泥沼，没有钱，什么也没有，后来，我上学的时候家里也没有钱，我再也不想回到那个时代，她说。

谁想回到那个时代呢？然而，为了不回去，总要做点什么。如果什么也做不了，其实一般老百姓也真的是什么也做不了，那，总还可以说不，总还可以有自己的态度，哪怕并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拿出来给所有人看。

在现今天的俄罗斯，说不，也是一件高危的事。我理解。小龙不是这样的人，她对现在自己服务的政府，是默许的，或者说是赞成的。她在投票的时候也投给了统一俄罗斯党，也就是现在的执政党。我在二月二十八号向她说出“普已经输了”时，她的反应是震惊的，说“在俄罗斯不可以这样说”。从此后我不再向她亮出自己的观点，也不再讨论现在的局势。我们只说中文，或是说俄语，解一些题，说一些只与语法和单词有关的。

会四国语言的政府小吏，她，是个投机者。

小龙最好的朋友是在莫斯科的德国公司任职，她的德语就是和他学的。我并不知道这个朋友的名字，小龙也没有正式介绍过。她在接他的电话时候，也跑到另一节车厢去说话。后来，由于卢布大跌，小龙说这个德国公司的老板已经萌生退意，因为这公司和我们一样，需要从德国进口产品，销售到俄之后，再把卢布返回德国进行下一轮采购。小龙对这种担忧有些不屑一顾，认为德国老板很短视。她言之凿凿地对我说，现在正是中俄合作的好时机，有很多机会可以抓住。我没有接她的表情和话茬，淡淡地坐在她的旁边，直到车子到了我家，下车道别。

小龙的英语是另一个朋友教的，她们是相互教授还是共同学习，她也没认真地讲起来过。但她介绍过这个朋友现在在英国，最近要去爱尔兰定居，又或者现在爱尔兰之后要去英国。至于她的日语，应该是在本城西联大的日语中心学习过，但她似乎并没有日本朋友。但她去过日本，虽然没有对我做过更多描述。她学中文时也去过河北邢台，呆了三个月。现在除了我之外，她也有一个销售茶叶的福建朋友，她不时会买茶叶。

说她交游广阔，可能有些过分。小龙会不时说自己这行那行都有熟人，由于工作关系，对本地的企业也有所了解。对一个本地人来说，也算是正常的交际范围吧。我对她的交际圈没有兴趣，因为我们从公司的角度来说，不需要这些关系，平时好好销售，有没有关系买设备和备件也得照常付款，如果有了法律纠纷，也得如常去委托律师。至于我自己的生活，就更简单了，多一个人都不想认识。“轻”交际已经是我十几年来的宗旨，相当享受，暂时没有改变的必要。

说小龙投机，似乎也不对，因为我不知道她在投机什么，可能是某种捷径，又或者是某种她不曾告诉过有，而我也不必去猜的原因。也许只是单纯的喜欢东方文化，喜欢中国，如她所言。但为什么会认为她投机，是因为我觉得，一般来说，沉浸在自己的某种单纯的世界里的人，尤其是纯粹的渴求知识的人，往往对好坏善恶的判断，并不会被大宣传所影响，并且会在某种小范围里，直接地指出来，不必顾忌自己是不是在吃官赏（这个字我可能写错了，正确的是哪一个？），或者是自己的职业所限。尤其是在我这样的朋友面前——纯粹的圈外人，对其没有任何社会和舆论影响。

当然这不是我在苛责小龙。想想我十几亿的同胞，又有多少真正地明白了是非，更不要提政府官员了。

民调说俄民众有七成支持政府，两天前，这个数字又上涨了一成，是在强调西方要以卢布买俄方油汽的论调出来之后。视频里看那个九十多岁的反战婆婆，坐在街头，拿着自己的几个牌子，一脸柔和，面色沉静。一圈女人围着她，恶语相向，认为这个做法是“不可以的，不道德的”，甚至有人想踢牌子毁了它们。婆婆虽然对动脚的人有些吃惊，却并不害怕。上一次在视频里看到她是在一个车站那样的大厅里，站着，把反战的牌子立在自己身前。那是个很大的牌子，有她半人高，上面是手写的一些字。现个身强力壮的警察来了，扶着婆婆就走。婆婆乖乖地跟着他们，显然，这事她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