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在两年的学习时间里要参加至少两次正式的学术会议和两次的公开讲课，它们的区别大概就是组织机构的级别，即有学校组织的，有去莫斯科等城市参加的大型会议。学校鼓励学生参加这样的各类型的会议并做报告。

在预科时，有个从中央民族大学来的研究生，我们叫她六六。一开始觉得她是个勤快的姑娘，整个中学时代都在学俄语，现在读研期间到这里来留学一年。不大懂研究生期间留学一年这是什么规则，或许这也是常规过程之一？反正她刚来的时候，看起来聪明又漂亮，人也算每天上课。来了不久就参加了一次学术会议，还是西联大一位著名的东方学教授邀请她的，因为她的介绍人与这位教授熟识。我和陈同学蹭了这次会议，地点是在师大的历史系。那是我第一次到历史系去，发现它就在我家旁边。找到它时，发现那是相当有历史感的老楼房。

会议上先是大家集合在一起开会，然后分成了几个分会场。六六的报告是在分会场上做的，我还像样地给她拍了好几张照片。但是，她刚一张口，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即听众们立即精神涣散了，所有人的表情都松懈了下来。仿佛整个会场都呼了口气，那种注意听讲的气氛不见了。

因为她读的不好。

当时她刚来俄罗斯不到一个月，她准备报告的时候特别把整篇都读给当时的老师科利丝听，科利丝听了不到一半就让她别念了。我和陈同学也有些听不过去，就让六六把报告里的大部分内容做在PPT里。然而，在现场，她还是是坚持着把大部分内容读了下来。

我们很脸红。确实。

后来这个女同学和另外一个班里，小她七岁的男生恋爱了。她就不好好来上课了。而且以她为代表的一批学生，从不曾走二十分钟的从宿舍到教室的路，总是打车。我还记得她真真假假地抱怨西联大的学术气氛不浓郁，会议太少。不过，当时我已经懒得理她了。这个女同学的所作所为，只是预科班里，众多各式中国小同学的一个影子。在百十多个中国孩子里，找出真心想好好学习的人，可真难。

不过，这不是我操心的重点。现在紧要的是，当讲台上做报告的人，如果换成了我，会不会是像六六在做报告时一样，整个会场在我一开口的瞬间，也如瘫软了一般的松懈下来。

报名这个会议之初，并不想报名。那天下午，本想和导师研究一下我的论文，说起了这个会议，当时导师就打开学校网站上的报名页，让我申请参加。真是头晕啊，看看时间，距离会议只有十天的时间，根本无法预期自己是否能完成任务。

这已经是一周前的事了。

会议将在后天中午进行。

日程出来之后，我看了半天，没找到自己的名字，正庆幸是不是报名没成功或是漏网了，突然在主会场、校长做完讲话之后第三个人就看到了我的名字。为什么这么不人道，让我在一个分会场里结结巴巴地读完自己的报告就行了。

最近两天以来，我，已经不是被吓哭了，是被吓尿了。

在写完大致报告之后，把大量的时间用在了怎么读的正确。今天终于查找完所有的单词的重音，感觉还是容量太大了，二十页。只能在明天扩充PPT，让它再丰满一倍，就能减少我的阅读量。

也减少出丑的概率。

周五的课上，叶莲娜表扬说，孔，你是研究生班第一个参加会议的。她不知道，对我来说，会议有什么可怕，报告有什么可怕，如果读它不是问题的话，写文章又有什么难？

尤其是这种文化比较的文章，留学生的优势之一就是利用中国的研究资源，可以轻易地进行对比，哪怕不是具体的与俄同样内容的对比，仅仅只要把汉语的它们译过来，就已经是完成了八成，如果再能在几篇同一主题的研究之上综合一下，拧巴一下，就成了。

多拧巴点，就成了自己的。

读它们的压力，比写它们大多了。昨晚放弃了写日记，因为沉郁异常。今天继续着，一整天，都不会笑了。挟裹着大风走在路上，昨天下的雨雪，今天下的雨，然后刮大风，把它们留下的痕迹都吹干。感觉自己像个诗人一样的忧郁。

人生多难，难在要读文章。人生苦读，不是苦于母语，面是苦于非母语的阅读。

换个话题。

问了很多人，除了小阿老师，都给了否定的答案：你准备接种疫苗吗？小阿老师对这个答案也不意外，说俄罗斯人连流感疫苗都不会接种。西蒙则大方地承认了这一点，他说，如果打了流感疫苗，再得流感时就会有很重要的症状。不知道他是怎么得出来的这个结论，因为他说他什么疫苗都没有接种过。他说，他只相信前苏联的医学，而不相信现在的。

当时已经付完了款，是补充购买的包裹卫生间管道用的。我歪头看着这个地板店的伙计，问，前苏联结束时你几岁？

他说四五岁吧，那时候已经打了幼年需要注射的疫苗。

也就是他成长时期都没有打过疫苗？这是不可能的，学校里的学生是学校统一组织进行的，他逃不掉。但是，他的这种答案并不是唯一的，已经有不止一个俄罗斯人对前苏联念念不忘。

年轻人，你们太年轻啊。

今天下午，我打了第一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