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厕所长”

“厕所长”，多新鲜的一个词。我相信，若是不作解释，恐怕大家未必都能理解。

为整治公厕卫生，2016年巢湖市成立厕所整治领导小组，城管局管辖下的39所公厕实行“一厕一长制”，城管局中层以上干部分别联系一座公厕，担任厕所长。市委书记担任“总所长”。该制度规定，每位厕所长每周不定期要来所负责的厕所3趟，只要有脏乱差现象，就要及时跟管理员提出，并反馈给外包公司。

公厕是城市文明的窗口，标志着一座城市最细微处的文明。但有些时候，一些城市公厕由于疏于管理，既脏且乱，臭味相闻，让人难以接近，失去了公厕的本来价值。…………（2017年3月23日，《新京报》）

这篇新闻，一定给你耳目一新之感。当然，最重要的，是让你知道了，中国又多了个新官衔：“厕所长”。

“厕所长”好！我喜欢，并赞美。

至于为什么？我觉得真不需要解释。因为，中国的厕所，固然不敢说是世界上最脏的厕所，但也绝对不敢说是世界上最干净、最卫生的厕所，且不分公厕和家厕。

有人说，这是我们中国人不讲卫生导致的结果。我不完全赞同这个观点。中国人固然有这方面的毛病，但真正的因素还在于中国人只注重入口，而不看重出口。

入口是吃，出口是厕所。

关于入口，天天有人说道，讲究得不得了，而一旦涉及出口，所有人都“谨言慎行”了起来。好像那出口是个多么忌讳的话题，一如谈论死亡一样。我也纳闷：厕所怎么就成了禁忌的话题了呢？身边的人对我说，不是禁忌，是厕所本身这个话题有什么好说道的？我明白他的意思。他的意思——当然也是全体中国人的意思：厕所是个无关紧要的东西，厕所是个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东西。

果真如此吗？当然不是。但中国人的这种思想却有害得很：不仅自己家的厕所不干净，去了人家，尤其国外，也不爱惜人家的厕所，落了个不讲卫生的臭名。

中国人也知道，我们的厕所不干净，不卫生，但由于我们并不看重这个东西，所以大家都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以至于中国的厕所总是卫生不起来。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去我们江苏苏南出差，在高速路一服务区停车休息，我在服务区的公厕里第一次看见一行字：上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当时我看了一眼左右，发现竟无一人“上前一小步”。不迈出这一小步会怎样呢？尿液滴洒于地面上。而只需上前一小步，这种情况就不会出现。

出公厕时，我见到了厕所的保洁员，一个60来岁的老人家。我与他聊起“上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这个话题时，老人竟然又摇头又摆手。“我在这里做保洁快十年了，愣是没见人迈出那一小步。”

2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中国人可否迈出了那一小步？我相信一定有人迈出了，也相信还有人仍旧没迈出。

如果所有的人都迈出了那一小步，大约就不会有市委书记亲自“披挂上阵”，做“厕所总长”这个新鲜事了。

“上前一小步”，不就是一小步吗？真有那么难吗？为什么我们总迈不出那一步呢？我们不是一直声称：我们是文明古国吗？如果就连这一小步我们都迈不出去，那关于文明，我们最好就像谈论厕所、谈论死亡一样，继续保持沉默和缄口为好。

但我从来不否认我们这个国是个古国，而且文明。当然，我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文明常遭践踏，甚至毁灭。比如某一个朝代，我们文明过，但到了另一个朝代，我们则变成了野蛮人。中国历史走马灯般地改朝换代，大都人头落地，血流成河。

再好的文明也经不起折腾，再好的文明也会在人头落地、血流成河面前不堪一击。

中国人注重入口，也可能与我们被饿怕了有关。毕竟，中国人吃得饱肚子的历史，还说不上太久。跟饥肠辘辘的人谈文明，确乎奢侈。但饥肠变饱肠了之后，总可以说一说文明了吧。为什么还不能说呢？为什么不可以说一说呢？

实际上，厕所这个事情，之所以会演变成为问题，之所以会让中国的领导们头疼，并非他们原本多么关心厕所，而是厕所成了这个国家的文明问题，成了这个国家的形象问题。

厕所之所以会演变成这样的问题，那是因为我们开放了，我们的国门打开了，外国人进来了。

外国人进来了，不只要看我们的风景，我们的风景，我们的文明——曾经的、历史上的文明，足可以亮瞎他们的眼睛。可他们总得边看着风景边上厕所吧。结果，亮瞎他们眼睛的那些好东西，竟然被一座小小的厕所毁灭殆尽。怎么回事啊？厕所被我们自己的游客弄得进不了厕所，下不了脚，蹲不了坑。

我有时会想，若不改革开放，老外们若不打进来，我们的厕所一定会一切照旧。但老外们打了进来，情况就发生变化了。他们对厕所的抱怨，抵消了他们对我们大好风光的喜悦，这怎么行呢？人家的抱怨，加上我们自己的舆论，不得不令政府有所行动。这些年，政府不断加大厕所投入，也不断呼吁民众讲卫生，尤其讲究公共卫生。这话什么意思啊？就是政府不好意思明说，哥们，上厕所别随地大小便啊！

但哥们也好，姐们也罢，大家伙其实都看透了政府不好意思明说的心思。原以为，他们会自觉起来的，会羞愧起来的。可现实真是出乎想象。政府不是不好意思明说吗，大家伙也就揣着明白装糊涂了，继续我行我素了。反正不是我一个人不文明。那一小步，别人不迈，我也不迈，我迈也白迈。

眼见着哥们、姐们是这副心思，政府又能拿他们如何？都是自家人，又不违法。政府只能自行加大力度，多建公厕的力度，增加保洁人员的力度。而巢湖所为，力度更大，市委书记都去管理厕所了，入厕的哥们，姐们啊，你就行行好，发发善心，该迈出一步就迈出一步吧！何必为难市委书记呢？

一个市委书记也不容易啊！一个城市，就像一个家庭，吃喝拉撒睡，要管吃管喝，还得管拉管撒。哥们，姐们都不是小孩子了，吃的事喝的事睡的事，你们都无师自通，咋就拉撒的事不省心呢？市委书记亲自出马，保洁的力度一定是达到了，但仅靠保洁保持的文明，是不是脆弱了一点？

巢湖的书记实在可赞。只是……我有些担心，担心这种制度能延续多久？下一任还乐意担任“厕所总长”吗？一旦市委书记不担任了，巢湖的厕所还能文明下去吗？

我最大的担心，乃是这条新闻若被老外们看到了，他们会怎样想？入厕文明乃基本文明，何须市委书记披挂上阵，亲自担任“厕所总长”？中国人难道连上个厕所也要人教？

就这个担心而论，我又不希望巢湖的市委书记如此披挂上阵。因为，他应该明白，即使他这么所为，所改变的也只是巢湖一家，而中国有几百个巢湖这样的城市。除非我们的国务院总理也学习巢湖书记的做法，担任中国厕所的总长，倘如此，效果一定巨大，但笑话也会闹得更大。

平心而论，中国的厕所之所以会成为问题，会成为让人头疼的问题，固然与我们自身素质有关，但如若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于人的不文明，即个人素质，也不公允。应该看到，入厕难一直是城市人最痛苦的一件事，尤其旅游者。我倒觉得，巢湖的“厕所总长”，不妨利用自己的权力，来一次厕所革命。

这是一次什么样的革命呢？来看一篇文字——

前不久我去美国旅游，顺便看望了定居在芝加哥的姨妈。姨妈正在装修她的中餐馆。姨妈手头的可用资金不多，她只能想方设法在装修上省钱。我建议姨妈不要修建卫生间。姨妈听后说：“在美国无论规模多小的营业场所，只要开业，卫生间必须标配，要是不配公共卫生间，弄不好要被罚款吃官司的。”

美国街头没有专门的公厕，美国人在外面内急了怎么办呢？导游詹姆斯笑着说：“这你尽管放心，美国大街上所有的餐厅、超市、银行、邮局、商场、旅馆、学校、政府机关的厕所都是公厕，而政府大楼的公厕是许多美国人内急时最喜欢光顾的地方。美国的政府机关、办事机构没有围墙、岗哨，甚至看不见安保人员，允许民众自由进入。”

…………

这篇文字的作者叫余平，此文刊于2016年10月16日《羊城晚报》，题为《美国无公厕》。

我所说的“厕所革命”，指的就是文中所述的这个。

文中的这个事，看似简单，但我们却很难做得来。不是我们不能做，而是我们不敢做。所以，我将其称之为“革命”。

担任“厕所总长”，至多算创新，哪个市委书记想这么做，都可以做。但把政府机关的围墙拆除，让民众自由进入，巢湖做不了，其他城市也做不了。至于为何做不了，我只能猜想：怕坏人也混进去？难道美国就没有坏人？

如果这条路在中国走不通，还有一条路可以走，这条路相对于前一条路，就简单得很了。

看过一篇文字，大意是：一位日本的社长，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厕所。这位社长已经70多岁了，他的公司有100多名员工，怎么着也不需要他亲自打扫厕所啊。老社长打扫厕所也非我们拿起拖把拖一拖那么简单。老社长跪在地上，不戴手套，用手洗。有人问他何不请个清洁工，他的回答是，因为厕所里边有财神。

实际上，在日本，人们一直传说并相信有一个神住在厕所里，这个神是个女性，非常美丽，她主管着人类的生育。人们想要生出个漂漂亮亮的孩子，就得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有时还要放上鲜花。干净温馨的厕所不仅能体现主人的勤快，更能体现主人的教养。

我说，这条路简单得很，但巢湖的“厕所总长”未必如此认为。在他看来，这要比第一条路还难行得通。因为，如果我们的民众也都像日本的那位老社长，中国的厕所还有什么问题呢？书记还有必要弄个“厕所总长”当当吗？估计他也不想当这个“厕所总长”啊！当这个“厕所总长”，实是出于无奈，甚至被逼的啊！

其实，在我看来，这两条路都行得通，都不困难。尤其这后一条路。尽管我们不相信神，这是我们的传统，也是我们的文化。我们连管吃饭的灶神都不祭了，哪里想得到厕神？但文明无国界，文明也是可以互相借鉴的。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在我们的厕所里住着一个神，一个美丽的女神，她主管人类的生育，只要我们把她打扫得干干净净，我们就能生出一个或几个漂漂亮亮的小孩。

这样想一想，果然美妙，倘做起来，岂不更美？

市委书记担任“厕所总长”，这是中国的政府，中国的官员向厕所革命迈出的第一步，打出的第一枪。这一步迈得好！尽管只是一个城市的一小步，但接下来我们该做些什么呢？我们当然会继续下去，但这继续下去，显然不能只担任“厕所总长”，还要迈出更关键的一步。这一步的内容既可以是美国的，也可以是日本的。如果第一条路确有困难，那就走第二条路。待第二条路走得通了，在全国范围内形成风气之后，第一条路自然而然也就通了。因为，国民的文明，反过来也会促进国家的文明，政府的文明。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我们不能让文明绝断于我们这一代人手里。美国人、日本人可以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得到，而且，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公厕，关乎一个更大的话题，这个话题叫公共卫生。中国人不在乎公共卫生，与他们不愿融入社会有关。他们喜欢独来独往，喜欢关起门来过一己的小日子。外面的一切似乎都与他没有关系，自然也包括这个公共卫生。

个人是这个样子，政府也是这个样子。80多年前，胡适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1934年，陈方之写了本《卫生学与卫生行政》的书，请胡适写了个序。在这篇题为《公共卫生与东西文明》的序文里，胡适明确提出了“公共卫生”与国家文明之间的关系，对这方面的概念与观念，都做出了形象生动的论述。

首先，胡适列举了在当时中国文明里没有“公共卫生”的怪现状种种。这让他非常痛心疾首——“疾病来了，只好求神、求仙方、许愿。人死了，都是命该如此。瘟疫来了，只好求瘟神。瘟神无灵时，只好叹口气，闭门束手等死。死一家，只是一家命该绝。死一村，只是一村命该绝。至于猪瘟、牛羊瘟、牲口瘟，更是没有法子的事。”为此，他下结论说：“公共卫生三千年中从不曾列入国家行政之内。这便是东方的精神文明的怪现状。”

接下来，胡适不无感慨地指出：“今日世界的新文明虽然有许多缺点，但至少可以说是人的文明。人的文明第一要务是保卫人的生命。”胡适接着指出：“生命的保卫有两大方面，一是个人的卫生，一是公共的卫生。个人不是孤立的，是和他所在的环境有密切的利害关系的。一只瘟鼠可以灭绝一城，可以毁灭半个国家。所以单靠个人的保卫是不够的，必须有公共卫生的设施，使个人对于环境里的种种因子——空气、水、饮食、秽物、病菌等等——都可以得着安全的保障。”

今天，中国人的公共卫生意识，较之于80年前，胡适那时的中国，要好了许多。之所以说好了许多，而不敢说完全好了，是因为较之真正的文明社会，我们做得并不够好。我倒是认为，公共卫生的事，政府层面反倒是做得不错，而国民却做得不够。扔垃圾、吐痰，大庭广众下都做得出，去了厕所还有什么忌讳？所以，80年过去了，我们仍然没迈出那一小步。

“厕所总长”，是巢湖市以政府的名义向文明迈出的一小步。此亦胡适先生所谓的“公共卫生列入国家行政之内”。不知为何，以前——“公共卫生三千年中从不曾列入国家行政之中”，被胡适视为“这便是东方的精神文明的怪现状”。现在，当胡适的故乡人——安徽巢湖的市委书记将公厕管理列入“国家行政之内”时，我这心下虽然欢喜，却又有点怪怪的。“怪怪的”也许是：一个城市的厕所问题，难道真到了非市委书记出场，才能解决的地步？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七日，雨谷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