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从

中国人信命，外国人也信。

曾有人问爱伦堡：“斯大林为什么没杀你？”爱伦堡回答道：“不知道，命大吧！”

爱伦堡不喜欢斯大林，斯大林也不喜欢爱伦堡。斯大林不杀爱伦堡，是因为爱伦堡有用，他是苏联联系西方文化界的纽带。当然，纽带也不是不可以取代的。

“不知道，命大吧”，绝非戏言。这得从“医生案件”谈起。

蓝英年在《人•岁月•生活》中译本序中，对这起案件作了大致勾勒——

“医生案件”是斯大林战后大清洗的序幕，矛头针对政治局委员们。但被捕的医生中有不少苏联犹太人，从而派生出一场新的排犹运动。斯大林炮制了一封诬蔑苏联犹太医生的《致<</SPAN>真理报>的公开信》，强迫苏联著名犹太学者、作家、作曲家签名。爱伦堡是苏联犹太作家，所以也让他签名。爱伦堡读信后立即猜到斯大林的用意，绝非仅仅诬蔑几个无辜的犹太医生，而为采取更大的行动制造舆论。斯大林曾将里海沿岸的卡尔梅克人和克里木的鞑靼人从他们祖居地驱赶到西伯利亚和远东，现在轮到犹太人了。签名还是不签名？签名等于支持斯大林的残暴行动，自己成为罪人，不签名性命难保。爱伦堡反复斗争，二月下旬冒死上书斯大林，申述自己不签名的理由，并婉言劝阻斯大林不要把犹太人驱赶到西伯利亚或远东去。信发出后他便在家等待逮捕，但没有反应，几天后斯大林去世了。

爱伦堡没有被逮捕，没有被枪毙，不是因为斯大林发了善心，而是斯大林死了。一个人死了，另一个人就活了下来。除了“命大”，我们还能说些什么？

命大不死的爱伦堡，后来在谈及命运时，依然摆脱不了那一次的“等待”思维。——“我们许多同龄人都陷在时代的车轮下了。我所以能幸免，并非由于我比较坚强，或是较有远见，而是因为常有这种时候：人的命运并不像按照棋路下的一局象棋，而是像抽彩。”

如果人的命运在爱伦堡这里像抽彩，那么，在伟大的契诃夫那里，则唯有“顺从”这两个字了。

1890年2月9日，契诃夫在致巴拉采维奇的信中写到了命运——

我的好人儿，您为什么让灰色的迷雾笼罩在您的心头？当然，您活得不容易，但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准备吃苦的。我们不是俄国的宫廷卫士，也不是法国的戏剧演员，不可能有他们那么良好的自我感觉。我们是这块土地上的小老百姓，将来也会像小老百姓那样地死去——这是命运，毫无办法。只好顺从命运，就像只好顺从天气一样。我是个宿命论者，当然，这很愚蠢。4月初我要动身去萨哈林岛。这么说，我们还有机会通信。

向您的夫人问好，也向您家的那些鹅儿和鸭儿问好。

我一直认为，信命的都是中国人，而且信命的人又都是层次不高的人，比如像我这样的人。但爱伦堡、契诃夫不是中国人，他们也信命，更重要的，他们可是层次很高的人啊！

尽管如此，我仍旧认为，最信命的还是我们中国人。因为，我们不仅信命，而且研究命。

研究命？多么有趣！怎么研究呢？我不研究，也研究不了，可仅仅那么想一想，我都感觉奇妙，我都觉得妙不可言。但我们的古人愣是认真地研究了，而且研究得如此通透。从一个人的生辰八字，到一个人的手相、面相，再到一个人的姓名，他们都能算得出，看得出。准不准，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命运怎么就落在了生辰八字上了呢？怎么就落在了手相、面相，甚至姓名上了呢？中国人说：“一朝落地命安排”，难道离开母体，呱呱坠地的瞬间，我们的命运就被注定了？

不消说，对于命，我感兴趣，很想知道，命到底是个什么玩意？我琢磨来琢磨去，琢磨了这么多年了，我也没琢磨出一点“真知灼见”来。相反，倒把我琢磨糊涂了：如果命乃天注定，一朝落地就被安排好了，那我们既不必抱怨，也不必抗争了。命运给予我们什么，我们就接受什么，这样的人生不也是挺好的吗？但人生显然不是这个样子，每个人都在努力打拼，即使失败了，也不甘心。最励志的一句话就是：“愈挫愈奋”。“愈挫愈奋”，无外乎两种结局：一是成功；一是挫得更厉害。但无论哪种结局，以命运论者的眼光来看，都是命运使然。

以命运论者的眼光来看待我的命运，不能说有多么糟糕，但显然也不能说有多么美好。在我年轻气盛的年纪，我很反感人们说命运，很反感有人要我信命。因为我知道，我若信命，我若不与命运抗争，我的命运才真真地叫不幸呢。但是，抗争之后发现，我的命运并没有得到改善。不知道，我今天的人生，是抗争得来的，还是“一朝落地命安排”的自然结果。

在历经起起伏伏的命运之后，我有些信命了。我仿佛明白：人生所走的路，所做的事，所遭遇的种种挫折和不幸，都是自己的命。即使抗争，你依然还要走你该走的路，做你该做的事，遭遇你该遭遇的挫折和不幸。

我这种思想可能不够励志，甚至会被一些人视作消极，但我这种思想，却跟佛教的“三世因果”之说有那么一点吻合哩。

佛教的《因果经》有四句经文：“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界，今生作者是。”

说的是，你前生种了什么因，今生就会受到什么果。今生种了什么因，后世就会得到什么果。

“三世因果”是唯一可以透过今世出生之前的时空，清楚地明了到一个很重要的循环过程，即今世出生之前的“因”，与出生之后的“果”，这种“因”和“果”的循环往后推而远之，形成“过去”（前世）——“现在”（今世）——“未来”（后世）。

宗教是一门高深的学问，依我肤浅的理解，我认为，人的命运之所以“一朝落地命安排”，乃与自己今生出世前的那段时空里的你有关。也就是说，前世的你已经为今世的你的命运作了铺垫。同样，我们今世的所作所为，也是在为我们的后世打基础。

透过宗教的这种观念，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命运乃是我们一手打造的。如此，那当我们动辄怪罪甚至辱骂我们的命运时，就要小心一些了。如果人家命运好，那是人家前世积造的，如果命运不好，也不要怪罪命运，不要怪罪他人，尤其是不要怪罪造你的人。要怪，就怪你自己好了。可是，有谁会怪罪自己呢？

宗教能够慰藉人的心灵。而佛家，我总认为它的劝人积德行善的意味太浓。这没有什么不好。佛教之所以要这样，是它眼中的人类作恶太多。它之所以提请我们注意人的命运的前世今生，也算是一种暗示吧：只有积德行善的人，命运才会好。那些抱怨自己命运不好的人，不妨从这儿寻找突破口。

但人的世俗性，决定了人们不可能找得到这个突破口。说起来也算趣事，明明人的命运已被安排好了，明明命运就握在自己的手心里了，可人们却不自信，非要去算命打卦那里确认，甚至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算命打卦给他确认了之后呢，他又说“算命打卦，一肚瞎话”。

算命打卦，可以算你的命，但改不了你的命。即使算，也不准确。正是这个缘故，我对算命的说辞，向来不当真。也正是这个缘故，我对研究命运的人虽很敬佩，却怎么也做不到五体投地。因为，他们固然研究出了一些东西，但终究没有解开命运之谜。而且就他们所解开的那部分来看，离真相还远着呢！

“一朝落地命安排”，这个命就是命运之神？我曾经与一个禅师探讨过人的命运。我对他说：“我认为人的命运应该与生我们的人有关。因为，给我们生命的人，也一并地给了我们命运。”禅师认为我的思想有点意思。“不过”，他说，“人的命运比你说的这个要复杂。”我很想听听他的高见，可我发现，他的思考并无我想象的深刻。我想知道他说的复杂，可他说不出来。也许，他不想跟我说。

要说复杂，我并不认为人的命运有多复杂，真正复杂的，是人的思想，人的心灵。在我看来，命运不复杂，命运诡异。对，诡异！你看：父母给了我们一具肉身，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可父母却给不了我们命运。也就是说，他们欢喜地见证了我们的诞生，却只能悲伤地看着命运之神操弄、把持着这个小孩子的命运。忽然有所领悟：天下父母，尤其中国父母，何以如此深爱自己的孩子？不仅仅孩子是她生的，还在于当孩子长大后，无论作母亲、还是作父亲，都管不了这孩子了，至少管不了这孩子的命运了。不管，不是他们不想管，而是管不了，不归他们管。即使他们不明事理，硬要管，也只管得住孩子的肉身，却管不了孩子的命运。

“一朝落地命安排”，我特想知道，这个“命”是人还是神，他何以有这样的神奇之力？我对“命”的好奇，就好奇“命”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究竟他在掌握着我们的命运，还是我们在掌握着我们的命运？我们是只能听天由命，还是要与命运抗争？如果前世的我们造就了我们今世的命运，那抗争不就表明我们很反感自己的前世吗？可若是逆来顺受，做人又有什么意义呢？人生不是要搏一搏吗？搏什么呢？除了命运，还有什么好搏的？我们常说，要扼住命运的咽喉，有谁知道，我们的咽喉早已被命运所扼？在与命运的搏击中，谁将胜出？是人，还是命运？如果命运天注定，那败的只能是人。

人们总爱说，要战胜命运。仿佛不战胜命运，他就不配为人似的。中国人总拿命说事，看见人家好，说那是人家命好；看见人家不好，就说那是人家命不好，活该如此。好坏都是命。可好的时候，谁也不说抗命的话。命这么好，抗命岂不有病？人只在命不好的时候，才想到抗命，与命运抗争。但命不好的时候，身陷逆境的时候，遭遇挫折，遭遇不幸的时候，可能正是命运考验我们的时候。最不济，也是我们命运中该遭遇的一段经历。此时，我们需要做的，不是抗争，不是战胜，而是在逆境里、不幸中好好静一静，想想在此之前我们是否太不可一世了，太忘乎所以了，太骄横、太猖狂了！如果是，这不是命运的错，这是我们的错。我们的错，改过来就是了，拿命运扯什么淡呢？此时的遭际，若也算作命运，则是一种爱呢！这时，若还想着去反抗，去战胜，那就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了。

如何认识命运，我至今仍不清晰。我们说命运诡异，就在于它确有不可知的一面。至于它的抽彩性质，那就只有爱伦堡能说得清楚了。但是，面对命运，我们究竟要完全听命于它，还是在尊重命运的前提之下，创造性地开创我们的人生？我认为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苏格拉底说，不经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我觉得这句话也可以说说命运——不经省察的命运是不值得过的。但这句话也害我不浅。我一直认为，一切都是我的，可我弄错了——肉体是我的，命运却不属于我。命运是别人——不，是某个神，某个造物主给我安排好了的。这样的安排令人伤感——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谈什么人生价值、人生意义？唯一能宽慰自己的就是：我的平庸不是我的过错，是命运的安排。至于我为何平庸？宗教上说，那是我前世的事——我不知道，前世的我是怎样的我？也不知道前世的我可在中国？可在今天我生活的地方？

我关心自己的命运，我更关心人类的命运。我的命运怎么了？人类的命运怎么了？我只能用两个字形容：“唏嘘”。每当我读书时，每当我想起人类时，尤其当我想起我自己，我自己的亲人和我的朋友们时，我对他们的命运也只有这两个字：“唏嘘”。

人类的心灵是相通的。每当爱伦堡重读茨维塔耶娃的诗作的时候，他总会突然忘记诗歌而陷入回忆，“想起我的许多友人的命运，想起我自己的命运——人，岁月，生活……”

1941年8月31日，茨维塔耶娃自杀了。死前，她给儿子留下了简短的遗书：“我是爱你的，但妈妈活不下去了，妈妈走进了死胡同。”

20岁就出了诗集的女诗人茨维塔耶娃，才气逼人，但命途多舛。十月革命给远在中国的革命党人带来了惊喜，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却给女诗人带来了郁闷。1922年她离开了这个新生的国家，流亡西方，仍旧郁闷。1939年归国后，郁闷有加，终至自杀。

郁闷是不是人的命运呢？我想是的。不光郁闷是，自杀也是。

茨维塔耶娃因为郁闷而自杀，这是她的命运使然，还是她跟命运开了个玩笑？是命运战胜了她，还是她战胜了命运？

我读茨维塔耶娃的诗作时，也常常忘记她的诗而陷入思索。我思索这位才气逼人的诗人的命运，我思索造物主给了一个人的才气，为何却不能给她俗世的幸福？是不是给了一个人俗世的幸福，便不能再给这个人才气？我们究竟想要才气，还是想要俗世的幸福？抑或反过来？造物主这样搭配人生，是想告诉我什么呢？难道是想告诉我们：人生充满了残缺，没有，也不可能有完美的人生？

我不会去追求完美的人生，这是因为，人生没有完美，也不可能完美。这要归功于命运,归功于命运的公正。就这个意义而言，契诃夫真是伟大！“只好顺从命运，就像只好顺从天气一样。”看上去，消极，太宿命了。可事实呢？事实上，在公正的命运面前，除了顺从，我不知道，我们还能干点什么。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五日，雨谷斋